「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的知識誕生地」——孫中山 1923 年返港大演講

模塊：00 概覽 · 子文件：孫中山 1923 演講 (sun-yat-sen-1923-speech) 本篇專記港大校史中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話，以及它背後的人、場景與講辭內容。草創與命名（含西醫書院併入）見 history.md；戰後重建與百年校慶見 history-2.md；陸佑堂（演講場所）的命名見 ../05-campus/buildings-landmarks.md；人物小傳見 ../06-people/faculty-and-leaders.md。

# 一、淵源：西醫書院的「首屆優異生」(1887–1892)

孫中山與港大的淵源，始於一所比港大本身還早二十四年的醫學專門學校。

• 據港大孫中山史蹟徑官方資料^※，孫中山於 1887–1892 年在香港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 求學；
• 到港讀醫之前，他先在香港接受中學教育。據港大校友刊物整理，他 17 歲來港，先入拔萃書室（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今拔萃男書院），後轉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今皇仁書院）完成中學^※;
• 據該官方資料，西醫書院於 1912 年併入港大，成為醫學院^※——這使孫中山的母校在制度上「接續」為港大的一部分（西醫書院併入的來龍去脈見 history.md）。

他是這所學校的第一屆畢業生，而且成績拔尖。 據公開史料整理，1892 年 7 月，西醫書院舉行首屆畢業典禮，當屆應考的學生中僅兩人通過全部考試，孫中山是其一，並以名列前茅的成績獲時任港督頒獎^※；其修讀的多門主科獲「榮譽」等第。西醫書院由康德黎(James Cantlie) 等人執教，康德黎與這位學生日後結下深厚情誼——1896 年孫中山在倫敦蒙難被清使館羈押，正是康德黎四處奔走將其營救（此為其個人生平，詳見其傳記，本篇不展開）。三位西醫書院創辦人（萬巴德、康德黎、何啓）的完整小傳，見 ../06-people/faculty-and-leaders.md。

• 據 CUHK 譯研中心整理的講辭資料，孫中山 1892 年 6 月畢業後曾赴澳門，因葡方拒發行醫執照，於 1893 年春返回香港^※；到這時，「他對政治的興趣已超過醫學」。這條時間線，恰好銜接上他日後「棄醫救國」的自述。

# 二、1923 年 2 月 20 日：重返大會堂

三十年後重回舊地，來的已不是那個走在殖民地街頭的醫科學生，而是一位剛締造了民國、時年五十六歲的革命領袖。

• 據港大孫中山史蹟徑官方資料，1923 年 2 月 20 日，孫中山重返港大，在大會堂（Great Hall，今陸佑堂 Loke Yew Hall）發表公開演講^※;
• 據港大校友刊物，這場演講由港大學生會(Students' Union)出面邀請；當日孫中山身着中式長袍馬褂，時年五十六歲，以長者學人的風度登台^※。
• 據同一官方整理，學生會會長在致歡迎辭時稱，孫中山之名「幾乎與中國同義」，其一生經歷「若寫成書，將是最引人入勝的傳奇之一」。這段致辭，給這場返校演講定下了禮遇與敬意的基調。
• 據該官方資料，他在演講中宣稱：「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的知識誕生地(Hong Kong an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re my intellectual birthplace)」^※。據校友刊物所錄講辭，他開口第一句更完整的説法是——「此番到訪，我恍如歸家，因為香港與這所大學，正是我知識的誕生地」^※。

據港大 Convocation 講辭資料（官方）： 這篇被題為「I Got My Ideas in Hong Kong」的演講，記述於 1923 年 2 月 20 日^※；其要旨是把香港的城市經驗，追認為其革命與現代思想的源頭。當天香港報紙轉載時，更用了一個直白的標題：「我為何成為革命者(Why I Became a Revolutionist)」。（講辭流傳有不同記錄版本，見文末「版本與流傳」，本篇不錨定單一文本細節。）

# 三、他到底講了什麼：從「秩序」到「治國」

「知識誕生地」這句金句常被單獨引用，但它其實是一段更長論證的開頭。據 CUHK 譯研中心據當年報紙重構的講辭，孫中山用了一條清晰的推理線，把個人觀察一步步推向「革命」的結論。

從街頭對比開始。 他自問：「我的革命與現代思想從何而來？」答案是香港。據講辭重構，他説三十多年前在香港求學時，常花大量閒暇在殖民地的街頭行走，香港給他的印象極深，因為這裏「秩序井然、安定」，各種建設「不受干擾地進行」^※。而每年兩次回到家鄉香山(Heungshan/Xiangshan)，他「立刻能察覺到巨大的差別」——那裏是失序而非秩序、不安而非安穩。

「我得當自己的警察」。 據講辭，他稱回到鄉下時甚至「得當自己的警察」，首要之務是檢查步槍是否完好、彈藥是否充足^※。他把僅相距約五十英里的香山與香港並置，驚訝於「外國人竟能在七八十年間，把這塊不毛之石(barren rock)經營成這樣，而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竟無一處能與香港相比」。

鄉治的挫敗。 他講了一段親歷：曾想説服鄉中父老小規模改良村子，比如修街、修一條通往鄰村的路；父老贊同，卻説沒有錢。他便提出「我們年輕人出力」，假期回鄉親自掃街修路，也帶動了一批青年。但工程一動到鄰村地界就起了糾紛，只好作罷。後來他求助於地方官，對方很同情、答應下個假期幫忙；等假期到了，官已換人——據講辭，新官是「花了五萬元買來這個位子」的人，把前任頂掉了^※。

由鄉到國，逐級失望。 一次次碰壁後，他「回到香港，不再研究街道，轉而研究政府」。他的結論是：在香港，官員中「貪腐是例外、廉潔是常態」；在中國則恰恰相反^※。他往上試到省城廣州，發現「官越大越腐敗」；再到北京，「情形比廣州還要腐敗百倍」。層層看下來，他反而認定「村一級的政府，才是中國最清廉的政府」。

英國的啓發與「棄醫救國」。 據講辭，有長者告訴他，英國與歐洲的良治並非天生，當年那裏同樣貪腐、司法同樣舞弊；只是英國人「熱愛自由」，決心「不再容忍這些，要去改變它」。孫中山由此想到：「為什麼我們不能在中國也改變它？」他的落點是制度先行——「當務之急是先改變政府，其餘一切才有可能」^※。於是他給出全篇的關鍵轉折：「一畢業，我就決定放棄醫人身體的職業，轉而承擔醫治國家的重任」^※。「棄醫從政」這句常被後世概括的話，在這場港大演講裏有它自己的第一手出處。

# 四、為何這句話成為港大「金句」

• 它把港大與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直接系連——一位推翻帝制、締造民國的革命家，公開把自己的「知識誕生地」歸於港大與香港。對一所 1911 年才立校、彼時尚顯年輕的大學而言，這是一份分量極重的歷史背書。
• 演講地點陸佑堂（本部大樓內的大禮堂，1956 年命名，見 ../05-campus/buildings-landmarks.md）此後成為港大最具象徵意義的禮儀空間；這句話也成為港大對外敍事、校史展陳與百年校慶（見 history-2.md）中反覆援引的核心文本。
• 它同時被寫進港大的自我定位。據校友刊物，港大將 1923 年這次到訪視為「大學永久記憶」的一部分，守護着「香港大學為中國(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China)」的使命表述^※。這句創校期的口號，與孫中山「為醫國而學」的自述互為呼應。
• 校園內的孫中山史蹟徑(Dr Sun Yat-sen Historical Trail) 與相關紀念，延續着這段淵源。據香港旅遊發展局，史蹟徑串連全港十六處與孫中山生平相關的地點，港大本部即為其一^※。

# 五、如何紀念：荷花池銅像與醫學院銅像

港大對這段淵源的紀念，不止於一句話，還落在校園兩處銅像上。

荷花池畔的行走銅像(2003)。 據港大校友刊物，校方成立了「孫中山銅像工作小組」，由龍炳頤教授(David Lung) 任召集人，在校園核心的荷花池(Lily Pond) 旁立像。銅像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司徒兆光教授鑄造，歷時約三年完成，呈現孫中山 1923 年到訪時五十六歲的模樣——身着長袍馬褂、手持手杖，如同一位在校園漫步的長者^※。這也是港大首次與中央美術學院合作。2003 年 3 月，港大與孫中山中學母校（拔萃男書院、皇仁書院）的代表還在荷花池畔一同植樹紀念^※。鑄像者司徒兆光本人生於香港、幼年在港大一帶成長，由這樣一位「香港出身的大師」為孫中山造像，本身即是一重呼應。

醫學院的紀念銅像(2010)。 據港大 2010 年官方新聞，同年 12 月 20 日，孫中山孫女孫穗芳博士（Dr Sun Yat-sen Foundation for Peace and Education 主席）向港大捐贈一尊孫中山銅像，安放於醫學院張國海會議中心(Cheung Kung Hai Conference Centre)大堂^※。港大稱，這份捐贈象徵孫中山「回到」港大，恰逢他就讀西醫書院約一百週年，強化了「國父」與這所逾百年學府之間的聯繫^※。兩尊銅像，一在校園中央、一在醫學院——分別對應他「返校演講」與「醫科求學」的兩段淵源。

# 六、版本與流傳：一場沒有講稿的演説，如何被記錄

孫中山當天「並未準備講稿」（據講辭自述），這給後世留下了版本問題——今天讀到的「全文」，其實都是據當年記錄整理或重構的。

• 最早的記錄是當日香港英文報紙的報道。港大校友刊物所錄的英文講辭，即註明「摘自 1923 年 2 月 20 日《香港孖剌西報(The Hongkong Daily Press)》」，標題為「我為何成為革命者」^※。這類報道夾帶現場反應的記錄（「（笑聲）」「（掌聲）」)，讀來頗有臨場感。
• 學術重構版則出自香港中文大學。據 CUHK 出版資料，這篇演講曾以「Address to the Students of Hong Kong University」為題，由中大譯研中心重構，首刊於《譯叢(Renditions)》第 29、30 期（1988 年春秋合刊）^※；後又收入譯文集《The Best China》，題作「I Got My Ideas in Hong Kong」。
• 要旨穩定、細節有別。 不同記錄在字句、段落取捨上略有出入（例如報紙版保留了更多現場插話，重構版文句更整飭），但核心論證——街頭秩序、鄉治挫敗、逐級見腐、棄醫救國——高度一致。本篇據官方史蹟徑與上述兩版並置表述要旨，不錨定單一全文。

# 查無 / 待核

• 演講全文與版本差異：講辭流傳有報紙報道版與學術重構版等；本篇據官方史蹟徑、校友刊物與 CUHK 譯研中心資料並置表述要旨，不錨定單一全文。
• 1923 年是否同時頒授榮譽學位：本篇所據官方資料未明確記載當日頒授榮譽學位之事，故不作此陳述，待官方專檔核實。
• 1892 年畢業的確切細節（應考人數、名次、頒獎港督姓名）：本篇據公開史料整理概述「首屆、優異、港督頒獎」，逐項細節以史蹟徑與醫學院院史專檔為準。
• 荷花池銅像的正式揭幕日期：校友刊物記其鑄造與立像過程（約 2003），但未明列揭幕典禮確切日期，待港大檔案核實；醫學院銅像則明確為 2010 年 12 月 20 日。
• 「17 歲來港、停留九年」等生平細節：屬其個人傳記範疇，本篇僅記其與港大相關的求學時段(1887–1892)、中學母校與 1923 演講，更細生平見其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