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管港大——校委会构成、官委成员与校监（特首）的任命权

野史区 · 13 模块。 本篇梳理制度结构（制度事实据官方来源），并置各方对「官委主导」结构的争议陈述；不裁定政治立场。现任领导层以职衔指代，不具名。

一句话结论： 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现有 24名成员^※（《香港大学条例》第1053章，2026年3月现状），其中行政长官以「校监」身份委任 主席1人及成员6人，合共7席^※（约占总席29%）；这一委任权源自港英总督制，1997年由特首无缝承继，并在历次院校自治争议中反复成为制度改革的焦点。

# 校监是谁？权力从哪里来？

香港大学的「校监（Chancellor）」一职，依据 《香港大学条例》（Cap. 1053）^※ 规定，由香港行政长官当然出任。这一设计并非回归后的新创：自1912年港大建校以来，历任香港总督均以「校监」身份出任港大最高荣誉领袖，其任命校委会主席与委任校外成员的权力，亦随总督身份同步延续。1997年回归^※之后，该职位随政权移交，由行政长官接任；委任校委会主席的权力，亦从此落入行政长官之手，延续至今。「校监」在条例中被称为「大学首席人员（chief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但实际行政职能主要由校长（President and Vice-Chancellor）执行；校监的实质权力集中体现于对校委会成员的委任。

# 港大校委会由哪些人组成？

港大校务委员会（University Council）是全校的最高管治机构，负责财务、人事与大学发展的最终决策权。据 官方成员名单（2026年3月版）^※，校委会共有24名成员，组成如下：

以现届（2025–2027年）为例，现任主席为黄子山先生（Peter Wong Tung-shun）^※，由行政长官于2024年11月以「校监」身份委任，任期三年（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同批次由行政长官委任的6名校外成员分别为：李天柱先生、施宜先生、陈仲年先生、王锦培先生及翁荣吉医生（共5名，另一名较早就任）。

# 「官委主导」是什么意思？

将上表数字还原为比例，可以看到制度的结构性特征：校监直接委任的7席约占24席总数的29%^※（行政长官委任比例口径，2015年立法会答问）。若进一步将校委会自行委任的6名校外成员纳入「非内部推选」类别，则「非大学成员产生」的席位合共达15席（62.5%）。条例明确要求校外成员须为「非大学学生或雇员」——这意味着在制度设计上，校委会多数席位由校外人士把持，而校监委任的7席（含主席）处于最核心、最无须票选支撑的位置。

据政府在立法会的答问（2015年）^※，香港八所公资大学中，各校校监（行政长官）的委任比例差异悬殊：香港演艺学院高达83.3%，中文大学仅11.5%，港大的33.3%（以21名非主席成员为基数）居于中间。政府在同一答问中表明，委任标准以「个人才能、专业经验与诚信」为据，认为此安排有助维持公共问责。批评一方则认为，由小圈子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所拥有的委任权，在结构上为政治势力进入学术管治层开了制度之门。

# 制度从哪里来？港英时期是怎样的？

理解今日结构，须追溯港英时期的制度源头。香港大学条例^※ 自港大1912年建校起即规定总督为当然校监；「委任校委会主席与校外委员」的权力，亦随条例一同确立，从未经过民主投票或独立遴选机制检验。这一传统在殖民地时期的政治语境下，被视为英国王室代表对资助机构履行监督责任的惯常安排，并无显著公众争议。1997年主权移交时，《香港大学条例》中的「总督」字样被替换为「行政长官」，条文结构基本未变，委任权力随之由总督转至行政长官，延续至今。

港大官方改革报告（2003年「与时并进」执行摘要）^※ 曾建议在21席理想规模下，校外成员应占三分之二（约14席）、校内人员占三分之一（约7席），并建议成立提名委员会协助甄选校外委员，但未建议削减或取消校监的委任权。该报告据此被部分学者视为「在制度框架内最大化外部监督」，而非从根本上改变权力来源。

# 2015年风波：「官委票」如何左右一场历史性否决？

2015年港大副校长（Provost）遴选争议是「官委主导」结构在现实政治中最具争议性的一次显现。事件始末如下：

遴选委员会于2014年底全票推荐时任法律学院院长陈先生为唯一候选人。据维基百科引述的相关报道与分析^※，遴选委员会的推荐在港大历史上从无被校委会推翻的先例。然而校委会就候选人讨论一再延迟：2015年3月，时任行政长官（以校监身份）委任李国章先生加入校委会，成为新增官委成员；2015年6月30日，校委会以12比6票通过暂缓讨论；同年9月29日，校委会以 12比8的最终投票^※ 否决该项任命，成为港大历史上首次否决遴选委员会推荐的案例。

就投票结构而言，据时任学生会会长披露^※，支持任命的8票中包括：时任校长马先生、4名教师代表及2名学生代表。换言之，「内部选出」的成员几乎全数支持，「外部委任」成员则基本反对——虽然投票采暗票进行，无法逐一核实，但这一结构已成为此后改革讨论的核心依据。

该事件直接引爆了关于「是谁在替港大做决定」的公共辩论。15名前港大教授联署声明^※ 指校委会「大量充斥亲政府的校外委员」，违反院校自主原则。港大毕业生议会通过无约束力议案，要求修改条例，使「行政长官不得担任香港大学的校监和首席人员」；并提出若此不可行，校监角色应仅属礼仪性质。

# 「校监必然制」引发了哪些跨院校改革运动？

2015年的港大风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引发了香港高等教育整体层面对「校监必然制」的系统性审视。据维基百科「香港行政长官校监必然制」条目^※，2016年6月17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牵头，八大院校学生联同其他院校代表发起游行，明确要求废除行政长官当然担任各大学校监的制度安排。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等团体亦表态支持修改相关条例。

批评方的核心逻辑是：行政长官经由选举委员会（「小圈子」）产生，本身缺乏公众直选授权，由此衍生的委任权加诸大学管治，在制度逻辑上存在民主赤字。政府的一贯立场则是：大学接受大量公共资助，政府对院校运作负有公共问责责任，委任安排旨在将社区精英引入大学管治，而非干预学术事务。双方均有已发表的正式陈述，本篇并置，不裁定。

# 2003年改革报告为何未能触及委任权核心？

港大的制度改革并非从2015年才开始。港大2003年「与时并进」改革报告^※ 是迄今最系统的一次校委会结构检讨，建议校委会理想规模为18至24人，校外成员比例维持约三分之二，并建议成立「提名委员会」协助甄选校外委员人选，提升透明度。然而报告的建议有一条隐性边界：提名委员会的职能是「为校监委任提供建议」，并非取代校监的委任权。这意味着2003年改革在程序层面强化了外部监督与透明度，但并未从权力来源层面撼动校监的核心委任地位。

这一改革取向——在既有框架内优化，而非替换委任来源——与此后历次改革讨论中「彻底废除」与「礼仪化」两种主张的落差，构成了持续张力的制度背景。从2015年毕业生议会的议案措辞，到2016年八大游行，「废除」或「礼仪化」的诉求均直指2003年改革未曾触碰的核心：委任权究竟应归属哪里？这个问题至今在条文层面仍未变更。

# 「官委」与「内部选出」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如前所述，现行校委会的24席中，由校监直接委任的7席（约29%）与由校委会自行委任的6席（25%），合共13席校外成员（约54%），在制度上形成多数。相对地，由大学内部教职员与学生选举产生的合共6席（25%），加上3席当然成员（校长、司库、秘书），构成「内部」来源的少数。

这一比例关系在正常运作时不显著——校委会多数决定属程序性或行政性质，官委与内部成员之间鲜有正面对立。然而，一旦出现「遴选委员会全票推荐、校委会多数否决」的情形（如2015年），这一票数分布就直接决定了结果。据政府立法会答问（2015年11月）^※，政府强调委任标准为「才能、经验与诚信」；批评方则认为，无论标准为何，委任权本身的归属才是关键——当委任者（行政长官）与校务涉及的政治背景存在交集时，「独立性」的主张在结构上难以自证。

# 制度现状：委任权有没有改变？

截至本文更新日（2026年6月），《香港大学条例》（Cap. 1053）^※ 关于校监委任的核心条款未见修订：行政长官仍以校监身份委任校委会主席及最多6名校外成员。2024年11月的最新一轮委任^※ 即依循此机制进行，行政长官以校监身份任命现届主席及5名新成员，任期均为三年。政府同期宣布，已就港大内部运营事务成立检讨小组（由教育局常任秘书长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组成），提出改善措施——但该小组的职权范围同样未涉及「校监委任权」本身的变更。

2015年各方提出的改革主张——废除校监必然制、礼仪化校监角色、赋予教职员学生更大遴选权——至今未在法律层面落实。制度上的这一静止，与每逢争议便重燃的公众讨论之间的落差，构成港大治理议题的持续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