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紅年代——港大學生與 1970 年代社運（中文運動·保釣·反貪·艇户·金禧）

野史區 · 14 模塊 · 深檔之一。 本篇按證據強度歸屬陳述，各方説法並置，不裁定。涉及個人一律「姓+先生」；現任領導層職銜指代，不具名；涉港獨/暴亂相關內容按 §6.2 僅鏈接（見 18 模塊）。本篇所述為 1960–70 年代史事。學生組織本身的百年興衰另見 學生組織興衰深檔。

---

# 一、何謂「火紅年代」

據 1970 年代香港學運 Wikipedia 條目^※，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香港（含港大）學生運動進入最活躍的時期，後世稱之為「火紅年代」（Fiery Era / 火紅年代）。其主軸為：批判殖民管治、關懷基層與勞工、爭取中文法定地位、並受全球左翼學運與中國大陸政治思潮影響。據中文維基「1970 年代香港學生運動」條目^※，這段學運高潮的時間跨度，一般定在 1969 至 1982 年之間。

要理解這股熱度，得先看它落在什麼樣的土壤上。1960 年代的香港剛經歷過 1966 年天星小輪加價騷動與 1967 年的社會動盪，殖民地的管治合法性與語言、階級分層被擺上枱面；同一時期，歐美的反戰學潮、法國五月風暴、以及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透過報刊與廣播傳入這座殖民城市。據 Cogent Arts & Humanities 2024 年研究^※，1970 年代香港青年活動形成了一套可辨認的「行動劇目」（repertoire）——請願、集會、絕食、露宿、刊物論戰交替使用——港大與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正是這套劇目的主要操演者。

據《學苑》維基條目^※，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Undergrad)「在社運上具相當的影響力」，並「為學運提供指導思想」，涉入保釣、金禧、反貪、校政等多場運動。換言之，火紅年代的港大不只是一間大學，也是一個論述工場：一本學生刊物的立場，往往先於街頭行動，替運動定調。從中文運動到保釣、反貪、艇户與金禧，幾乎每一場大事都能看到港大學生與其刊物的身影——本篇即以這幾場運動為線索，逐一梳理港大學生的角色與其間的路線之爭。

---

# 二、「認中關社」：一個時代的精神底色

火紅年代的港大學生並非鐵板一塊。據中文維基「1970 年代香港學生運動」條目^※，當時學界流行「認中關社」的口號——「認識祖國、關心社會」，成為一代大專學生的行動綱領。圍繞「認中」優先還是「關社」優先，學生陣營內部長期辯論，這也埋下了後文國粹派與社會派分野的種子。

這套精神底色有幾個具體載體。其一是「中國周」一類的校園活動：學生會組織展覽、講座、放映，介紹中國大陸的建設與政策，試圖在殖民教育的空白處重建對「祖國」的認識。其二是海外留學生的保釣浪潮迴流——據保釣運動維基條目^※，北美華人留學生 1970 年底率先發起保衞釣魚台示威，訊息經報刊傳回香港，直接觸發本地學生的響應。其三是刊物論戰：從《學苑》到各校學生報，圍繞「香港前途」「殖民地處境」「社會主義」的筆戰，構成了這一代學生的政治啓蒙。

這套論述並非空中樓閣，它有明確的行動指向。「認中」要求學生了解、甚至認同北方那個正在劇變的國家；「關社」則把目光拉回腳下這座城市的貧富、住屋、貪腐與語言不公。兩者在實踐中常常交疊：一次保釣集會既是愛國，也是抗殖；一場艇户請願既是關社，也暗含對殖民管治的批判。正因如此，火紅年代的學生運動很難用單一標籤概括——它同時是民族主義的、社會改良主義的、也是反殖民的。

背景陳述：火紅年代的「愛國」與「本土」兩條線索，此時尚未截然分家。既有學生把眼光投向北方，也有學生堅持「立足香港、改革社會」，兩種取向在保釣、中文運動裏並肩，卻在 1976 年之後逐漸分道揚鑣（詳見第八節）。理解了「認中關社」這組張力，才能讀懂後文各場運動為何既能同場並肩、又終究分道。

---

# 三、中文運動（1967 請願 → 1974 法定語文條例）

# 起源：港大學生會率先請願

據劍橋《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關於中文運動的研究^※，1967 年，香港大學學生會率先要求政府將中文列為官方語文之一；次年（1968 年）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學生會亦提出同樣訴求。據《學苑》維基條目^※，《學苑》早於 1960 年代即首度提出中文應與英文並列為官方語文，「引發香港當代史上首次維護中文的運動」，即中文運動。

# 從校園訴求到全社會聯合陣線

學界的訴求很快外溢為一場跨界別的社會運動。據「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維基條目^※，1970 年 9 月，香港專上學生聯會(HKFS)宣佈成立「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行動委員會」，並與社會各界的促進及運動團體組成聯合陣線，把原本的學生訴求推向全城。同月，港英政府在民意壓力下作出讓步，宣佈成立「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先行研究政府運作中使用中文的可行性。

制度層面的鬆動隨之而來。據同一條目^※，1972 年，一位立法局議員成為首名在立法局會議中以中文發言的議員，象徵中文正式登上殖民地議事殿堂。

# 運動規模與成果

據《中國季刊》研究^※，整場中文運動「至少有 330 個團體參與」，橫跨各社會界別；運動多年努力後，促使殖民地政府於 1974 年承認中文的官方地位。該研究並指出，運動的重點是粵語（與中國大陸推普政策取向不同）。

據《1974 年法定語文條例》原文(Wikisource)：條例宣告中文與英文同為香港官方語文，用於政府或公職人員與公眾之間的溝通^※。該條例於 1974 年生效，結束了英文自 1883 年以來作為香港唯一官方語文的格局。

背景陳述（據《中國季刊》研究）：當時港大收生明文以英文中學畢業生為限，英語成為進入醫、法等精英專業的「通行證」，這一語言分層是推動中文運動的關鍵動因。學生爭的不只是一條法例，而是一整套以語言劃界的機會結構。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運動帶着鮮明的本地色彩。據《中國季刊》研究^※，運動所爭取的「中文」，在實際語境中重心落在粵語——這與同時期中國大陸推廣普通話的取向並不一致。學生一面高舉「反殖」旗幟，要求打破英文壟斷；一面又以本地語言為骨幹，使中文運動成為戰後香港身份意識的一次早期演練。為什麼由學生打頭陣？一個常被提及的解釋是：他們既處在英語門檻的最上游、親身體會語言分層之切膚，又擁有組織與論述的資源，於是成為最早把個人際遇轉譯為公共訴求的一羣人。

---

# 四、保衞釣魚台運動(1971)

# 運動緣起：從海外到香港

保釣的火種先在海外點燃。據保釣運動維基條目^※，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爭議在 1970 年前後升温，觸發北美各地華人留學生的抗議浪潮——從美國東岸到中西部，留學生組織遊行、辦刊、串聯，形成聲勢浩大的海外保釣運動。訊息經報刊與私人網絡傳回香港，成為本地學生響應的直接引信。對火紅年代的港大學生而言，保釣既是一場關乎領土的愛國動員，也是「認中」情緒的一次集中釋放——祖國的邊界之爭，被理解為香港青年不可置身事外的共同關切。

香港的響應並非一次性爆發，而是自 1971 年初起接連數波示威，節奏由日本領事館外的抗議逐步升級到維園的大集會。學生會與學聯在其中扮演組織與串聯的角色，把分散的義憤編織成有指揮、有訴求的街頭行動。

# 1971 年 2 月：行動委員會成立與首波被捕

據香港專上學生聯會(HKFS)Wikipedia 條目^※，1971 年 2 月 14 日，「香港保衞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成立，港大學生與香港學聯(HKFS)為運動骨幹之一。據保釣運動維基條目^※，行動委員會隨即在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外示威，警方拘捕 21 人，其中 7 人為大專學生——這是保釣運動在香港的第一波正面衝突，也讓「保釣」從留學生的海外聲援，落地成本地街頭行動。

# 七七維園衝突（1971 年 7 月 7 日）

據保釣運動 Wikipedia（中文）條目^※，1971 年 7 月 7 日晚，香港學聯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大型保衞釣魚台示威集會。市政局以集會妨礙公眾康樂、損壞草地為由拒絕申請；由於學聯當時尚未註冊為合法團體，警方以此為由到場驅散，多名學生被扣留。

據多份中文來源記述：該日有逾千人蔘與維園保釣集會，警方以接近一比一的警力驅散，多名示威者被警棍追打至頭破血流；此事件被視為開啓 1970 年代香港學運浪潮的標誌性一役。當年負責學聯保釣學生組的一位負責人（此處不具名），即在該集會中被警棍打至頭部流血。

此役被廣泛視為保釣運動從邊緣活動轉化為跨階層、跨專業的愛國社會運動的轉捩點。各方陳述並置，本檔不裁定歷史評價。「七七」之名此後成為香港學運的一個共同記憶節點，多年被援引、紀念。

---

# 五、反貪「捉葛柏」與廉政公署成立(1973–75)

反貪是火紅年代少數幾場能把學生、市民與輿論擰成一股繩的運動，導火線是一名潛逃的英籍總警司。

據 1970 年代香港學運 Wikipedia 條目^※，1970 年代初，大專學生（以中大學生會為代表，港大學生亦參與）發起反貪污大型集會，矛頭直指涉貪的總警司葛柏(Peter Godber)。據廉政公署官方「葛柏案」實錄^※，葛柏於 1973 年 6 月趁調查期間潛逃返英；公眾譁然，1973 年 8 月 26 日大批學生與市民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反貪污，捉葛柏」集會，要求引渡受審。據公開資料，葛柏所涉不明來源財產逾四百萬港元，在當時是天文數字，也讓「有法難治」的貪腐痼疾赤裸地擺在公眾面前。

事件之所以點燃全城，與 1970 年代初香港警隊與公共部門系統性貪腐的大背景分不開。彼時「茶錢」「黑錢」幾近半公開，市民對特權階層能逍遙法外積怨已久；一名總警司竟能在調查期間從容離境，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學生集會把這股彌散的民怨聚焦為一句口號——「反貪污，捉葛柏」——並轉化為要求設立獨立反貪機構的明確訴求。

據廉署官方實錄^※，葛柏案是廉政公署成立的直接催化劑；公眾對貪腐與特權的憤怒，經由學生集會放大為要求制度改革的政治壓力。據《學苑》維基條目^※，《學苑》亦涉入「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的論述與動員。對火紅年代的學生而言，這一役證明了一件事：街頭壓力可以轉化為制度設置，運動並非只有姿態。

---

# 六、油麻地艇户事件(1971–72;1978–79)

據 1970 年代香港學運 Wikipedia 條目^※，「油麻地艇户事件」分兩波發生（1971–72 及 1978–79），學生與社運人士施壓殖民政府，要求將水上居民（艇户）安置入公共房屋。此運動體現了火紅年代學生由校園議題轉向基層民生關懷的取向。

如果説保釣與中文運動關乎國族與語言，艇户事件則把鏡頭對準了這座繁華城市最不體面的一角——那些一輩子住在船上、從未真正上過岸的家庭。學生走進避風塘，不是去喊抽象的口號，而是替具體的人爭取一間有水有電的公屋。這種「蹲下去」的取向，正是社會派所標舉的「關社」在街頭的具體樣貌。

# 五千人擠在避風塘

據艇户事件維基條目^※，油麻地避風塘一帶約有艇户五千人，居住環境極度擠迫——平均每户八至九人，擠在一艘十五至二十呎長的小艇上，艇上沒有水電供應，兒童缺乏活動空間，墮海意外時有發生，避風塘水質污染嚴重。學生與社工把鏡頭對準這羣「看得見卻被遺忘」的居民，把安置訴求推上議程。

# 1979 年紅隧截車與「非法集結」

第二波的高潮發生在 1979 年初。據艇户事件維基條目^※，1979 年 1 月 7 日，約六十多名艇户登上兩輛旅遊巴，準備前往港督府請願；巴士途經紅磡海底隧道時被警方截停，車上人等以「非法集結」為由全數被捕。

據艇户事件維基條目^※，11 名被判留有案底的聲援者中包括自發協助艇户的社工，事件成為香港社會工作史上的一個轉捩點——「留案底的社工」由此進入公共記憶。1980 年《公安條例》修訂後，組織者若在公眾集會七天前通知警務處處長而未被禁止即可舉行，三十人以下的集會則無需通知，這一集會規管框架的調整，被視為艇户抗爭的間接後果之一。

---

# 七、金禧事件(1977–1978)

據金禧事件 Wikipedia 條目^※，寶血會金禧中學於 1973 年創校。據同一條目^※，建校一兩年後，師生即察覺學校財務有問題，有教師着手調查校內財政，指所涉款項達二十五萬元之巨。1977 年 6 月起，該校師生因懷疑校方財政問題（涉嫌扣押職工薪金、代訂書簿牟利、挪用公款等）而與校方爆發連串衝突。

# 事件升級與大專學生支援

據金禧事件 Wikipedia 條目^※，教署被指偏袒校方，引爆學潮，連串集會、請願、絕食隨即展開。各大專院校學生會（含港大學生會）紛紛發表聲明、組織慰問團、並與師生及家長舉行靜坐、遊行，要求金禧覆校。

# 調查委員會與兩報告書

事件最終以官方介入收場。據金禧事件 Wikipedia 條目^※，時任港督委任由時任港大校長領銜的調查委員會主持聆訊並發表報告書。委員會在中期報告中建議另設一所中學承接受影響學生；政府於 1978 年 7 月接納建議，成立新校，事件方告平息。以港大校長之名冠稱的這份調查報告書，成為 1970 年代末香港教育管治的重要個案，也是學生運動介入具體民生教育議題的一個範例。

金禧之所以能從一間中學的內部糾紛，滾成一場牽動全港的學潮，關鍵在於它觸到了幾條敏感神經：教會辦學的財政透明、教師作為勞動者的權益、以及殖民政府教育部門的管治公信力。據金禧事件維基條目^※，教署以「學生學業受阻、無法再辦」為由突然宣佈停辦、原址改辦新校的做法，被批評為繞過爭議、以行政手段息事，反而激起更大反彈。大專學生把金禧師生的處境接入火紅年代慣用的行動劇目——聲明、慰問、靜坐、萬人集會——使這場教育風波獲得跨校園的能見度。它也再次印證了那條貫穿火紅年代的邏輯：學生並不滿足於校園圍牆之內，凡涉公義與基層權益的議題，都可能被他們接手放大。

事件涉及的師生、校方、教署各方説法不一；本檔僅按來源歸屬陳述事實序列，不裁定是非。

---

# 八、派系之爭：國粹派 · 社會派 · 託派

據 1970 年代香港學運 Wikipedia 條目^※與 中文維基條目^※，火紅年代的香港學生陣營大致分為幾股，分野的核心正是前述「認中關社」的先後之爭：

• 毛派 / 國粹派(Maoist)：認同中國大陸、文革取向，1970 年代中前期在多間學生會（含港大學生會）有相當影響力。據 HKFS 維基條目^※,1975–76 年間學聯常委會一度支持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立場，引發部分學生反感。
• 社會派 / 社會行動派(Social Action)：主張立足香港本土、關懷基層民生與社會改革，不以認同某一政權為前提，積極投入艇户、反貪、金禧等運動。據中文維基條目^※，社會派同樣信奉當時流行的左翼理論，但認為改革香港本地社會與「認識祖國」並不矛盾，故與國粹派的路線在「先認中還是先關社」上長期對峙。
• 託派 / 無政府主義派(Trotskyist / Anarchist)：人數較少但活躍於激進刊物與理論論辯。

三派之間並非涇渭分明的組織，更多是圍繞路線與刊物聚合的鬆散陣營；同一個學生會內部，也可能因不同屆別的主事者而在國粹與社會之間擺盪。真正讓天平驟然傾斜的，是北方的一場劇變。據 1970 年代香港學運 Wikipedia 條目^※及 Cogent Arts & Humanities 2024 年研究^※，1976 年毛澤東逝世及「四人幫」被捕後，毛派/國粹派士氣大挫，影響力急速下滑，社會派遂成為此後學運的主流。對許多曾把理想寄託於北方的學生而言，這是一次幻滅；而對社會派來説，「關社」優先的路線由此獲得更大的正當性。1980 年代起，各派就香港前途問題再度分化，昔日「認中關社」的共同語言，逐漸讓位給圍繞「九七」與本土的新一輪論爭。

打碼説明： 本篇涉及之派系領袖、保釣參與者等個人，在爭議語境一律不具名或以「姓+先生」處理；機構、刊物、運動名稱等專有名詞照錄。1970 年代史事據來源如實陳述，各方評價並置不裁定。

---

# 九、火紅年代的遺產與迴響

火紅年代沒有一個乾淨的落幕。據 1970 年代香港學運 Wikipedia 條目^※，這一時期學運中的許多中堅分子，後來成為香港政壇、新聞界與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學生運動因而被視為戰後香港公民社會與政治人才的一個孵化場。為避免在爭議語境點名在世個人，本檔不逐一列舉，僅陳述這一集體性的歷史結果。

制度層面的迴響同樣可辨。中文運動催生了 1974 年的《法定語文條例》，改寫了此後香港的語言格局；反貪集會助推 1974 年廉政公署成立，重塑了公共治理的底線；艇户事件則間接促成 1980 年《公安條例》的集會規管調整。這三條線索説明，火紅年代的能量並非全數消散在街頭，其中一部分沉澱為長久的制度。它也留下了一套可供後人取用的行動語法——請願、集會、絕食、露宿、刊物論戰——這套「劇目」在此後數十年的香港社會運動裏被反覆搬演、改寫。

值得留意的是，火紅年代同樣有其歷史的重量與代價。有人在維園的警棍下頭破血流，有聲援者因艇户請願留下案底，也有滿懷理想的學生在 1976 年後經歷幻滅。把這些一併記下，才不至於把「火紅」浪漫化成一段沒有陰影的青春。本檔按來源如實陳述各方，不替任何一方裁定功過，只把這段學生與城市互相塑造的歲月，留給讀者自行掂量。

至於運動的精神——「認中關社」的雙重命題、愛國與本土的張力——則在此後數十年的香港學運中反覆浮現、分合、再定義。這一段譜系的後續，包括學生組織本身的興衰、1989 年的聲援，以及 2010 年代之後的轉折，另見本模塊相關深檔，本篇不越界敍述。

---

# 相關閲讀

• 學生組織興衰——港大學生會、學苑與香港學聯(1912–2026)：本篇多次提及的 HKUSU、《學苑》與學聯的百年制度史。
• 港大學生運動史（1912–2026）總覽：本模塊的時間線索引與各深檔導航。
• 1989 六四聲援深檔：火紅年代之後，港大學生的又一次大規模社會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