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 年闖進男校的三個女生——港大首批女學生與何東家族的女兒們

本文為「香港大學(HKU)數據庫」之人物小傳分冊之一，收錄 1921 年港大首批女學生羣像。正文據可核實的公開史料平實敍述；可信度較高但部分細節仍賴二手資料，凡有不確定處就近註明。創校先賢與領導羣像見 faculty-and-leaders.md；知名校友見 notable-alumni.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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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為何在 1921 年才開始招收女生？

香港大學於 1912 年 3 月 11 日正式開幕^※，建校之初為純男性學府。官方史料記載，在建校後約十年，港大才首次錄取女生^※——即 1921 年。這九至十年的空白，並非大學章程明文禁止女性，而是源於慣例與默認的性別排斥：港大從未主動檢視招生條例中是否有法律依據拒絕女性申請。正是這一漏洞，給了 Rachel Irving 的父親可乘之機。彼時即便在英國本土，牛津與劍橋也到 1920 年代才正式向女性授予學位（劍橋遲至 1948 年才對女性完全開放學位）；香港遠離女權運動前線，港大的全男性狀態幾乎被視為不言自明。

值得留意的是，1921 年之前香港並非沒有受教育的女性——缺的是「能升大學」的出口。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教會已在港辦起一批女子中學：拔萃女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1906 年創校）^※ 等，為華人及歐亞裔上層女兒提供英文中學教育。這些女校的優等生完成中學後，本地卻無一所大學收她們，只能遠赴英美或止步於此。換言之，港大 1921 年開女禁，與其説是「無中生有」，不如説是把一條已經存在、卻被大學門檻截斷的女子教育鏈，接上了最後一段。首批女生幾乎清一色出自這些教會女校，也正是這個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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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hel Irving 的申請被拒與法律意見：打破慣例的那一擊

據「香港第一」博客等整理的二手史料^※,Rachel Mary Irving 在 1921 年前後向港大申請入學，被校方拒絕——理由不詳，但實質上是性別排斥。Rachel 的父親 Edward Alexander Irving 是香港第一任教育司(Director of Education)，任期 1909—1924 年^※，是殖民地政府的重要官員。他並未接受拒絕，而是尋求法律意見，結果發現：港大的任何章程或條例中，均沒有合法依據阻止女性入讀。面對這一法律挑戰，港大無從堅持，唯有讓步。

改變香港高等教育性別格局的，不是一場社會運動，而是一位父親的倔強、一份法律意見，以及一所大學自己留下的制度漏洞。Edward Irving 的官職為他提供了足夠的社會資本去挑戰校方，但法律論點本身才是實質論據——港大的大門，從來就沒有在法律層面真正關上。

（注：上述「被拒—法律意見—讓步」來源於二手整理；現存公開資料中未見港大官方檔案對此過程的正式記錄，敍述細節或有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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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先行者：1921 年首批女生各是誰？

三人同在 1921 年獲錄，但來自不同院系：Rachel Irving 與何艾齡進入文學院，賴寶川則選擇了醫學院——在當時屬於極為罕見的女性選擇。三人各有其「第一」：Irving 是港大有史以來首位女生及首位女畢業生(1923)；何艾齡（何東次妻 Clara 所出）是首位香港出生的華人女畢業生(1925)；賴寶川是首位女醫科生，儘管她最終的畢業時間不早於 Eva Hotung。

需要説明的是，「三人」指的是 1921 年這一批；隨後數年女生零星增加，早期女生總數仍以個位計。綜合史料，港大最初十名女學生中，有四人出自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教會女校既是這批先行者的搖籃，也很快成為她們的組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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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從哪裏來：聖士提反女校與拔萃女書院

翻檢首批及早期女生的出身，會發現一條清晰的脈絡：她們幾乎全部來自香港的教會英文女校。何艾齡畢業於 拔萃女書院(Diocesan Girls' School)^※；而在最早十名女生裏，有四人來自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這不是巧合：在沒有本地女子大學的年代，唯有這幾所女校能把華人及歐亞裔女生的英文與學業帶到「夠格考大學」的水平。

港大開女禁後，聖士提反女校迅速把自己改造成對口的「預備校」。該校女校長 Middleton-Smith 在港大開始招收女生一年後增設了大學預科班(matriculation class)，使聖士提反成為港大女生的主要輸送來源^※。一所中學專門為「送女兒上大學」而開設預科，在 1920 年代的香港是相當激進的一步——它意味着女子中學教育的終點，第一次從「嫁人前的修養」延伸到了「進入大學、取得學位、進入職業」。

這條輸送線很快見效，而且路徑頗多樣。據學界研究，到 1924 年，聖士提反女校已向港大送出五名學生——三人讀醫、一人讀教育、一人讀工程^※；學校更於 1929 年自建科學實驗室、併為大學女生設立宿舍，坐實了「港大首要女生輸送校」的地位^※。值得玩味的是這批女生的專業分佈：不是清一色的文科，而是醫、教、工都有——女子高等教育一開局，就沒有把自己框死在「適合女性」的學科裏。

這背後有一套觀念在支撐。學者指出，1920–30 年代的聖士提反女校，刻意把自己塑造成培養「有用的新女性(the useful New Woman)」的地方：一方面以科學課程作學業準備，一方面以慈善服務（為街童辦免費學校、參與戰時救濟）塑造女性的社會角色^※。把「讀大學」與「對社會有用」綁在一起，正是當年説服華人上層家庭放女兒進大學的關鍵話術——港大 1921 年開女禁，也正好踩在民國「新女性」思潮與教育擴張的節點上。

聖士提反之外，另一條同樣關鍵的輸送線來自拔萃女書院。何東的兩個女兒——何艾齡與姐姐 Eva，都是拔萃女書院的學生^※——正是從這裏走進港大，一個進文學院、一個進醫學院。兩所教會女校，一在般鹹道、一在何文田，各自為港大輸送了自己的第一代女大學生；它們之間既是同道，也隱隱有「誰送出更多大學生」的較勁。對當時的華人上層家庭而言，把女兒送進這兩所英文女校，往往就是讓她「有機會讀大學」的第一步。

換句話説，1921 年撬開港大大門的固然是 Irving 父女的那一份法律意見，但真正讓這道門後源源不斷走進女生的，是這幾所教會女校提前鋪好的路。缺了任何一環，「三個先行者」都很難變成後來的一整代港大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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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hel Irving：1923 年，香港第一位女大學畢業生

據二手史料^※,Rachel Mary Irving 入讀文學院，於 1923 年取得文學士學位(BA)^※，成為香港歷史上第一位從大學畢業的女性。關於她畢業後的生涯，現有公開中文史料着墨不多，職業軌跡有待進一步檔案研究。她的歷史意義首先在於那一次申請被拒與父親的法律施壓，其次才是那張 1923 年畢業名單上第一個帶有「Miss」字樣的名字。

部分資料將首批女生的入學年份標註為 1920 年（按學年計）或 1921 年（按公曆年計）。本文采用 1921 年，與 Irene Cheng 維基百科詞條、《香港醫學雜誌》學術文章及港大官方歷史頁面的措辭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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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艾齡：1925 年，首位香港出生的華人女畢業生

何艾齡(Irene Cheng,1904–2007)^※ 是香港富商及慈善家 何東爵士(Sir Robert Hotung)^※ 與其次妻 Clara Cheung 之女。她在 1921 年入讀港大文學院，主修英文^※——彼時她年僅十六七歲。1925 年，她以英文學士學位畢業，成為首位香港出生的女性大學畢業生^※——這一頭銜與 Rachel Irving 的「香港首位女畢業生」有所區分：前者強調「香港本地出生」與「華人」身份，後者在時序上更早。

此後她學術路途綿長：1929 年於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獲教育學碩士^※，1936 年於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獲博士學位^※。職業軌跡橫跨內地與香港：1930 年代初她曾在 廣州嶺南大學任教，1936 年後又進入南京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工作^※；1948 年加入香港教育司署，最終升至署內職級最高的女性職員^※。1961 年退休時同獲授 OBE 勳銜^※。退而不休——她後來出任黃大仙孔教大成學校校長，1967 年移居美國聖地亞哥一帶，1970 年在當地創辦中華學校^※。2007 年以 102 歲高齡辭世^※。

她名字裏的「鄭(Cheng)」來自婚姻：1940 年她與工程師鄭湘先(Cheng Hsiang-hsien)結婚，育有一女，丈夫卻在兩年後去世^※——此後她以「鄭何艾齡(Irene Cheng née Hotung)」之名行世，教育事業幾乎貫穿其一生。

難得的是，何艾齡晚年留下了親筆記錄，讓這段「首位女畢業生」的經歷不只是一行頭銜。她著有 母親的傳記《Clara Ho Tung: A Hong Kong Lady》(1976)^※ 與 個人回憶錄《Intercultural Reminiscences》(1997)^※，從女性、華人、跨文化家庭的多重視角，回望殖民地香港的成長與求學。對研究港大早期女生的人而言，這兩部書是罕有的一手材料——它們把 1921 年那道被撬開的門，從制度記錄還原成了一個具體女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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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 Hotung：1927 年，醫學院首位女畢業生

Eva Hotung 是何東的女兒、何艾齡的姐姐，於 1922 年春季學期入讀港大醫學院^※——比首批三人晚一年入學。儘管她在醫學院的入學時間比賴寶川晚一年，但 Eva 於 1927 年率先完成醫學學位，成為港大醫學院歷史上首位女畢業生^※。港大醫學院 HKUMed 在其官方里程碑頁面上明確記載：「Eva Hotung becomes the first woman to graduate with a medical degree from HKU.」

她能進醫學院，本身就等了很久。Eva 與妹妹一樣出自拔萃女書院，1918 年已通過相當於大學入學試的「高級本地試(Senior Local Examination)」，卻因港大尚未收女生，足足等了四年才在 1922 年獲得讀醫的機會^※。這條時間線正好印證了前文的判斷：門檻不在女生的能力，而在制度的開合。

進了醫學院，她的成績相當亮眼。Eva 在三年級考試中同時拿下解剖學與生理學的 Ng Li Hing 及 Chan Kai Ming 兩項獎學金，並在 1926 年 12 月的最終 MBBS 考試中，成為唯一一名一次過全科及格的考生^※。畢業後她赴歐洲深造，在倫敦取得熱帶醫學與衞生學文憑、在都柏林取得婦產科文憑，更成為首位取得愛爾蘭皇家內科醫師(MRCP, Ireland)資格的華人^※。她的意義因此不止「何東家族第一個闖入醫學院的女兒」，而是 1920 年代香港女性憑學業硬指標、在男性主導的醫學界站穩腳跟的實證。

Eva 與妹妹 Irene 同為何東府上走出的先行者，卻各自成就不同的「第一」：姐走醫學，妹走文科；姐是醫學院首位女畢業生(1927)，妹是港大文學院首位香港出生的華人女畢業生(1925)。一家兩代女兒，把港大文、醫兩院的「首位女性」頭銜都收入囊中。

（注：《香港醫學雜誌》稱 Eva 為 Irene 的姐姐，二人母親同為 Clara 張蓮覺；Eva 的確切出生年份公開資料仍有出入，本文僅記錄可核實的教育與畢業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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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寶川：最先進入醫學院，卻非最先畢業的女醫生

賴寶川(Lai Po-cheun)是 1921 年三名首批女生中唯一選擇醫學院的^※，因此是港大醫學院歷史上「首位女性醫科生」。然而，醫學課程通常需要五至六年，加之各種因素，她的畢業時間晚於 1922 年入學的 Eva Hotung——後者於 1927 年先行畢業，拿走了「醫學院首位女畢業生」的頭銜。賴寶川的具體畢業年份，目前公開中文史料尚無確切記錄。

畢業後，賴寶川進入香港政府醫療體系^※，1939 年被委任為衞生官員、助產士委員會秘書及助產士督導，併兼任學校視察員^※。1941 年她的職銜為「華人女性助理醫官（學校）」^※，可見她長期從事公共衞生與學校醫療工作。她是三位先行者中，在公共衞生行政領域留下最清晰職業檔案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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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誰是「第一」？五個容易混淆的頭銜

圍繞港大早期女性，坊間常把幾個「第一」互相張冠李戴——「港大第一位女生」「第一位女畢業生」「第一位華人女畢業生」並非同一人。它們分屬不同人、不同年份、不同院系，逐一釐清如下：

看懂這張表，幾組常見誤會就能一次講清：賴寶川「首位女醫科生」指的是最先入讀醫學院，而非最先畢業——先畢業的是晚一年入學的 Eva；何艾齡的「首位」被「華人 + 香港出生」兩個限定詞框住，時序上並不早於 Rachel Irving。換句話説，這些頭銜各自成立，靠的是限定詞的差異，而非彼此矛盾。做校史引用時，連同限定詞一起寫，才不會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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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全國看：港大 1921 與北大 1920

港大開女禁並非孤例，把它放回同期中國高等教育的座標裏，更能看清它的位置。就在港大錄取三名女生的前一年，1920 年 2 月，蔡元培主政下的北京大學首度招收王蘭、奚湞、查曉園三名女生入文科旁聽，開中國國立大學男女同校之先例；同年秋季，北大正式招收九名女生^※。也就是説，北大與港大幾乎前後腳跨過同一道門檻——一個在 1920 年的北方新文化運動中心，一個在 1921 年的南方英國殖民地。

兩條路徑的起因卻截然不同。北大是校長蔡元培受歐洲男女同校啓發、主動倡導的教育改革，帶着「新文化」的理想色彩；港大則是被一位父親的法律意見逼出來的被動讓步，理想主義的成分要淡得多。放到更大的背景裏，港大 1921 年開女禁，恰好與民國「新女性」思潮及教育擴張同步^※——南北兩地的女子高等教育，幾乎在同一時間從無到有。對香港而言，多出來的意義是：它讓華人及歐亞裔女子無須北上或遠赴英美，也能在本地讀到大學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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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東家族與港大：一個家族的兩代「第一」

何東爵士(Sir Robert Hotung,1862–1956)是 20 世紀初香港最具影響力的歐亞裔商人之一，也是港大的重要支持者——他本人名列 港大榮譽畢業生數據庫^※，家族與港大的關係既是「捐助人」也是「畢業生家長」。兩個女兒又都出自拔萃女書院，可見家族在女子教育上有一以貫之的選擇。Eva 與 Irene 的母親是何東的「平妻」張蓮覺(Clara Cheung Lin-kok,1875–1938)，1895 年與何東成婚，育有三子七女^※。張蓮覺本人是虔誠的佛教徒與教育慈善家，熱心興女學；在這樣的家庭裏，女兒讀到大學並非父親一時興起，而有母親一輩的女子教育理念作底。何東的兩個女兒先後成為港大各自領域的「第一」女性，絕非偶然——何東家族有意培養女兒接受高等教育，在 1920 年代的香港上流社會中，這本身就已是一種超前的家族選擇。戰後，何東爵士以一百萬港元捐款給港大以紀念亡妻，促成 1951 年「何東夫人堂(Lady Ho Tung Hall)」建立^※——它是港大歷史上一座重要的女生宿舍，但並非「第一座」（第一座另有其人，見下節）。家族與港大女性教育的淵源，就這樣延續了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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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進大學：聖士提反堂——港大第一座女生宿舍

有了女學生，接下來的問題很實際：她們住哪裏？1920 年代的港大宿舍是為男生而設的，女生入學第二年，第一座女生宿舍便應運而生。1922 年，英國聖公會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在般鹹道一帶設立「聖士提反堂(St. Stephen's Hall)」，作為港大首座女生宿舍，由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營運^※。它比 1951 年的何東夫人堂早了近三十年——首批女生的落腳處，仍是那所把她們送進港大的教會女校。

創立初期，聖士提反堂受經費與租約困擾，直至 1933 年差會取得般含道(Babington Path)13、15 號作為永久堂址才安頓下來^※。戰後香港高等教育擴張，1955 年聖士提反堂與男生的聖約翰堂合併，成為港大第一所男女同宿的舍堂——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從一座為幾名女生臨時張羅的宿舍，到男女同宿的現代舍堂，聖士提反堂這條線索本身，就是港大女性從「特例」走向「常態」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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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 年之後：女性在港大的擴張軌跡

從 1921 年三人到 1941 年佔五分之一，二十年間港大女生比例的增長，反映了香港女性教育機會的整體擴張。往後再過半個多世紀，格局已經徹底翻轉：港大醫學院 2019 年的 MBBS 畢業班中，女生已佔逾半數^※——從 Eva Hotung 一人「獨中」到女生過半，用了不到一百年；至 2020 年代，女性在港大整體學生人數中長期佔多數，相關分項數據可見港大規劃及行政數據處的公開統計^※。

這條上升曲線的頂端，是像 楊紫芝(Rosie Young)這樣的人：1983 年出任港大醫學院院長、成為首位擔任該職的女性，1985 年再升任副校長^※，一生培養逾六千名醫科生。作為內分泌學專家，她還長期出任香港醫務委員會與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等公職，後獲頒大紫荊勳章，是港大女性從「進得來」走到「挑大樑」的標誌人物。從賴寶川、Eva Hotung 到楊紫芝，港大女性用六十年走完了從「第一個進醫學院」到「執掌醫學院」的路。楊紫芝的學者生涯另見 faculty-and-leaders.md。

而這一切的起點——一份被拒的申請、一個父親找來的法律意見、幾所提前鋪路的教會女校——提醒我們：制度的門縫，往往是被某個具體的人用具體的力氣撬開的，再由一整套鋪墊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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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無 / 待核

• 「父親尋求法律意見」的細節：目前僅見於二手整理，港大官方檔案中尚無公開一手記錄可查證完整經過。
• 賴寶川確切畢業年份：現有公開來源無法確認，「賴寶川畢業年晚於 Eva Hotung(1927)」本身亦來源於二手敍述。
• Eva Hotung 的出生年份：公開資料各有出入；其母歸屬，《香港醫學雜誌》稱 Eva 與 Irene 為姐妹、同出 Clara 張蓮覺，本文據此記，唯家族妻妾脈絡仍複雜，細節不作進一步推斷。
• Rachel Irving 畢業後的生涯：目前無充分中文公開史料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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