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許地山與早期文學院的名師身影

本文為「香港大學(HKU)數據庫」人物小傳之一，記早期文學院/中文學院的幾位關鍵學人。本篇以核實史實、釐清附會為主旨，凡流傳甚廣但來源存疑之説，均單獨列「查無/待核」節。史實區體例：據官方檔案與權威條目平實敍事；附會區另作標註。創校先賢與歷任校長的譜系見 faculty-and-leaders.md；同屬戰時世代、學業被 1941 年戰火截斷的張愛玲與何鴻燊見 eileen-chang-and-stanley-ho-war-generation.md；胡適等榮譽博士見 honorary-degrees-and-visitors.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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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中文學院從何而來？

香港大學文學院於1912年隨港大創校而設立，首批文科學生於同年10月入學^※。但中文課程的制度化歷程更為曲折——至1927年，在華人富商鄧志昂、馮平山等人捐資支持下，「中文學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方才正式成立^※。初創時，課程由前清翰林院官員把持，學風守舊，以經學、古文為主，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學術走向明顯脱節。1933年，「中文學院」併入文學院，改稱「中文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這段建制史為理解許地山的到來提供了背景：當時的港大中文系，尚是一個由舊式士人主導、課程陳舊的教學單位。1935年前後的一系列變局，才使其脱胎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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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學院差點被裁撤：金文泰與兩位捐資人如何救活它？

值得一記的是，港大中文學院在草創之初幾乎夭折。中文課程最早可上溯至1913年，港大聘前清翰林賴際熙、區大典兩位「太史」出任漢文講師^※；至1927年才正式立為「中文學院」，由賴際熙掌中國歷史教席。然而學院立足未穩，1928年港大因財政拮据，一度準備結束這個剛起步的中文學院^※。

轉機來自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這位以精通中文、力倡在港推廣中國文化著稱的總督居中斡旋，由周壽臣、羅旭龢、馮平山等華人領袖組成勸捐委員會，合共籌得二十萬元，令中文教學得以延續^※。這筆款項不只救急，還留下了兩座至今仍在薄扶林校園的建築：富商鄧志昂捐資逾六萬元興建中文學院教學大樓「鄧志昂樓」，1931年啓用^※；馮平山捐款十萬元興建中文圖書館「馮平山圖書館」，1932年落成開放，是當時港大唯一的中文藏書專館^※。換言之，許地山1935年接手的，是一個由華商捐資撐起硬件、卻仍缺現代學術內核的單位——樓與書已備，學統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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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為何向港大推薦許地山？

1935年1月4日，胡適赴港，接受香港大學頒授的名譽法學博士學位——這也是他獲得的第一個榮譽博士學位^※。訪港期間，他對港大中文教學提出嚴厲批評，認為課程「完全掌握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手中」。適逢港大當局有意改革中文教學，希望延攬一位「學術資歷高、英文流利、能在校務會議中為中文系發聲」的學者，胡適便推舉許地山以自代。據港大官方校友記錄，正是胡適向港大推薦了許地山出任首位中文講座教授^※。

胡適與許地山淵源深厚：兩人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親歷者，主張用現代學術方法整理國故。這背景，決定了許地山到港後推行改革的方向——廢經學、引學理、接學術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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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地山是誰？他給港大帶來了什麼？

許地山(1893/1894—1941)，福建龍溪人，生於台灣台南一愛國士紳家庭，筆名「落花生」（落華生），以同名散文《落花生》聞名文壇。他的學術履歷跨越宗教、梵文、印度學與中國文學諸領域：先後於燕京大學、哥倫比亞大學（M.A.，比較宗教，1924年）、牛津大學（B.Litt.，梵文與印度學，1926年）求學^※，並在燕京大學首開梵文課，被認為是「中國最早在大學講授梵文的中國人」。

1935年9月1日，許地山正式抵港，就任香港大學中文講座教授並主持中文系^※。他能通粵語、閩南語、國語與英語，可直接參與大學管理層會議，這是前任舊式學者難以企及的跨越。上任後，他將課程重構為「文學—歷史—哲學—翻譯」四大支柱，科目從原有約15門擴充至35門（至1936年）^※，並指導碩士(M.A.)研究生，推動港大中文學術研究的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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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地山在香港六年做了什麼？

許地山在港的六年(1935—1941)絕非僅伏案教學，而是以港大講座教授的身份，在二戰陰雲下承擔起多重角色。學術層面，他完成了多篇關於中國服飾史的研究——其《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一文，據後來學者整理，對張愛玲等人的寫作產生了影響^※（此為學術觀察，本館平實轉述，不作文學價值裁定）。

文化層面，他擔任「香港中英文化協會」主席，主持文化講座逾50場^※，題材涵蓋民族認同、青年責任與抗戰文學。他也公開參與「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的工作^※，以文化為武器推動抗日情緒動員。他還支持宋慶齡領導的抗戰救濟組織。

1941年8月4日，許地山因積勞病逝於香港寓所，年僅48歲^※，葬於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墓碑題字「香港大學教授許公地山之墓」^※。在任僅六年，卻徹底改變了港大中文學科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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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教授之死，為何驚動全港文化界？

許地山的猝逝，在戰雲密佈的香港激起了遠超學界的哀悼。據後來的整理，噩耗傳出當日，香港多間機構與學校下半旗，港九鐘樓鳴鐘致哀^※；同年9月21日，香港文化界四百餘個團體、近千名代表舉行「許地山先生追悼大會」^※。這一規模，折射的是他在南來文人網絡中的分量——他既是港大講座教授，也是抗戰文化動員的組織者，去世時正當中年、正當其時。

追悼的名單同樣可觀。據公開整理，第一個送來花圈的是宋慶齡；梅蘭芳、葉恭綽、郁達夫、徐悲鴻等文藝界人士亦送花圈輓聯^※。作家老舍是他多年好友，聞訊痛哭「地山是我絕好的朋友，他竟死了」；其女許燕吉晚年仍記得追悼會上的兩副輓聯，一曰「赤子之心」^※。這些細節，為「積勞病逝任上」這句冷靜的檔案表述，補上了人情的温度：一位把自己耗盡在講席與抗戰之間的學者，贏得的是同代人罕見的集體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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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寅恪與港大的短暫交集

陳寅恪與港大的緣分，其實早於許地山之死。據記載，1941年他本已應聘赴港大講授隋唐史，正是許地山邀他前來；許病逝後，陳寅恪接任中文系主任^※。陳寅恪(1890—1969)當時亦在籌備赴英牛津大學主持漢學講席，因歐戰阻隔未能成行，遂滯港任教^※。他在港開課講授隋唐史，據記載曾專講韋莊《秦婦吟》一詩兩月有餘——一首長詩講兩個月，這在治學方法上正體現了他「以詩證史、長於義理」的一貫風格，也是研究界屢屢稱引的一段掌故。

然而陳寅恪在港執教的時間極為短暫：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旋即佔領香港，港大停課^※。佔領下的香港物資奇缺，生活維艱。因陳寅恪通曉日語，日軍對他頗為禮遇，甚至以優厚報酬邀他出掌文化機構，他一概拒絕、不受饋贈^※。他閉門著述，在困頓中完成《唐代政治史略稿》部分章節，後於1942年輾轉離港返回內地^※。港大之於陳寅恪，是一段「僅數月、被戰爭截斷」的學術緣分，其學術建樹的主體在內地；但他曾在此講學、並在佔領下守住氣節，是有據可查的史實。同一場1941年底的淪陷，也中斷了張愛玲、何鴻燊等港大學子的學業（見 eileen-chang-and-stanley-ho-war-generation.md）——中文系的講席與文學院的課堂，在那個冬天一同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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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語堂與港大的關係：辨正

標題點名「林語堂」，此處須正本清源。

林語堂(1895—1976)，以《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等英文著作蜚聲國際，是二十世紀中國文人中向西方世界「譯介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之一。他的晚年確實有一段「香港歲月」——但其制度關聯指向的是香港中文大學(CUHK)而非香港大學(HKU)^※。

1967年，林語堂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主持編纂《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該詞典於1972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收錄約8,000字首、約85,000詞條與例句，並納入不少當時的新詞^※。林語堂前後耗時約五年編成此書，既了卻其數十年心願，也回應了當代漢英翻譯的實際需要——中大後來還將其做成公開檢索的電子版，供研究者使用。這是他畢生語言學志業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與香港唯一一段有制度依據的正式學術關係。1976年3月26日，林語堂在香港的醫院病逝，享年80歲^※。

順帶釐清另一處易被誤植的履歷：林語堂晚年最受議論的一段教育行政經歷，並不在香港，而在新加坡。1954年10月，他出任新加坡南洋大學首任校長，翌年4月即因與校董會理念不合、經費與用人之爭而辭職去職^※，任內學校尚未正式開課。這段經歷與港大、中大均無關，之所以在此點明，是因為它常與他的「香港歲月」被籠統混為一談——把林語堂的行政生涯、教學生涯與終老之地一併掛到港大名下，正是附會滋生的温牀。

坊間偶有將林語堂與港大並稱的敍述，原因可能在於：其一，他與許地山同屬五四一代的文學翻譯名家，在文化史上常被並置討論；其二，他晚年在香港去世，「香港」這一地理標籤被籠統使用。本館據現有可查文獻，未見林語堂與香港大學之間存在正式學術職務關係的記錄，將兩者混同屬附會，讀者及引用者宜加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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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早期文學院/中文學院歷任領導人(1927—1964)

港大中文系的制度沿革，經歷了「晚清士人—五四學者—戰後重建」三個階段。以下為核心人物的時間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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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僅剩一人」到國際學刊：中文系怎樣從廢墟里重建？

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幾乎抹去了許地山與陳寅恪打下的班底。戰後1946年，馬鑑出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重建中文系，據校方簡史，他接手時系內教師已所剩無幾^※。重建是從最基礎的招生、排課與延聘做起的——把一個幾近解散的教學單位重新拼起來，本身就是一項被戰爭放大了難度的工程。

真正的擴張與國際化，發生在英國漢學家林仰山(Frederick S. Drake)主政的十二年。1952年他出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同年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1953年創辦英文學刊《東方文化》(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讓港大中文研究首次擁有面向國際學界的穩定發表平台。他還延攬了一批日後成為重鎮的學者，包括史學家羅香林與後來蜚聲國際的國學大師饒宗頤^※。從賴際熙的翰林舊學，到許地山的四柱現代化，再到林仰山時代的國際學刊與名家雲集，港大中文一脈的「晚清士人—五四學者—戰後重建」三段式，至此走完了它奠基階段的最後一程。這條學統的其餘分支，以及創校先賢與歷任校長的譜系，另見 faculty-and-leaders.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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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無 / 待核

• 林語堂與港大的直接交集：現有可查文獻未見記錄；坊間流傳「林語堂曾在港大講學」之説，本館無法核實，不採信。如讀者握有具體來源，歡迎提供。
• 許地山與張愛玲的直接師生交集：兩人曾同在港大(1939—1941)，但未見有據可查的師生互動記錄（許任職於中文系，張就讀文學院英文專業）；「受業門下」之説屬推斷，本館據官方檔案，不作此陳述。
• 陳寅恪眼科手術與港大關聯：部分敍述提及陳寅恪在港期間眼疾加重，但本館未查到與港大醫學史直接相關的檔案記錄，存疑待考。
• 許地山1935年是否「受港督親邀」：各來源表述不一，港大官方檔案所見為「通過胡適推薦、由校方聘任」，「港督親邀」一説或屬渲染；本館據官方檔案與胡適推薦這一有據可查的記錄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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