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與政策——非本地生擴招、研究生「內地化」與兩地教育格局

野史區 · 16 模塊。 本篇為同模塊綜述 welcome.md 的「數字與政策」補篇。本篇高度敏感：只陳述可溯源的數字與政策事實，多方並置，不站隊、不下價值判斷。涉政治敏感的爭議事件按 §6.2 僅鏈接（見 18 模塊）。

一句話結論： 香港把公立大學非本地生學額上限在兩年內連跳兩級——2024/25 學年由 20% 倍增至 40%^※、2026/27 學年起再升至 50%^※，疊加研究院課程「不設上限、超收放寬」的制度空檔，使港大非本地生（約半數來自內地、研究生層面佔比逾九成）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戰略最直接的載體；數字之下，住宿供給與留港政策構成擴招的下游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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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策沿革：非本地生學額上限的「四級跳」

香港公立大學的非本地生學額上限，並非一次到位，而是十餘年間分四級抬升。梳理這條政策曲線，是讀懂當下數字的前提。

據 2008 年的政策調整^※，上一次抬升上限還要追溯到十餘年前——由 10% 提高至 20% 後，這一比例長期未動；直到 2023 年《施政報告》一舉倍增至 40%，才打破了長達十餘年的靜止。換言之，2024/25 與 2026/27 兩個學年的連續提高，在時間尺度上是一次相當陡峭的政策轉向，而非漸進微調。

據 SCMP 2025 年報道^※，主管官員曾表示，非本地生比例在個別院校甚至「可以突破 40%」——這為 50% 上限的落地預留了話語空間。政策方向上，香港把高等教育明確定位為吸納全球生源的「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俗稱「留學香港」品牌），擴招非本地生是這一戰略的核心抓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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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策機制：自費上限、研究院「超收」與資助學額是三回事

「學額上限」四個字容易被籠統理解，但落到操作層面，港府對不同層級的非本地生用的是三套不同的閘門，釐清它們才能理解為何研究生層面的擴張遠快於本科。

• 本科自費上限(40%→50%)： 前述四級跳針對的正是資助大學的自費非本地本科生，以「佔本地資助學額的百分比」計。這是唯一一道明確的硬上限。
• 研究院課程不設同類上限，且「超收」比例放寬： 據政府 2024 年立法會答覆^※，「研究院課程通常不設非本地生學額上限」；據財新 2026 年報道^※，修課式研究生(TPg)的「超收」上限還將由 100% 進一步放寬至 120%——即院校可在核準學額之上加倍甚至更多地招收自費修課式研究生。這正是修課式碩士擴張速度遠超本科的制度原因。
• 本地資助學額（15,000 個）獨立核算： 這一部分面向本地生、由公帑支撐，與非本地自費學額分屬兩條賬。政府反覆強調二者「不是此消彼長」，但本地一方對資源與機會的關切，仍是政策討論中反覆出現的主題（見 welcome.md 所引學術研究）。

三套閘門疊加，形成一個可預期的結構：本科有硬上限、逐級抬升；研究院幾乎沒有上限、且超收空間被主動放寬。內地生源需求最旺盛的一年制修課式碩士，恰好落在最寬鬆的那道閘門後——這一制度落差，是本篇與姊妹篇 《研究生院的「內地化」》 所記錄的比例變化的共同底層。

還有一道常被忽略的閘門在自資專上院校一側。除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外，香港另有一批自資專上院校（如都會大學、恒生大學、樹仁大學等）同樣招收非本地生；2025《施政報告》把上限提高至 50% 的表述，針對的正是各「資助專上院校」的自費非本地生。也就是説，非本地生擴招並非只發生在八大的資助學位裏，而是覆蓋整個專上教育體系的自費學額面——這也是「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法在制度上覆蓋面廣於「八大擴招」的原因。理解這一點，才不至於把「50% 上限」誤讀為只與八所研究型大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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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數字：港大非本地生的擴張

據 SCMP 2024 年報道^※:

• 在 2024 年秋季，港大招收逾 1,200 名來自香港以外的一年級新生，較 2023–24 學年增加約 50%;
• 其中約半數來自中國內地——港大本科非本地學額大致按「內地 50% / 國際 50%」的目標分配。

據港大 Quick Stats 官方統計^※，港大非本地生整體比例持續上升（綜述 welcome.md 引 2025/26 約 55.3%，高於 2020/21 的 36.1%）。

放在全城尺度看，這一擴張同樣有據可循。據財新 2026 年報道^※，香港的學生簽證簽發量由 2022 年的 46,821 份升至 2024 年的 74,466 份，其中 2023 年同比增約 32.6%、2024 年再增約 20.0%；而修課式碩士的非本地生規模在 2023/24 學年已達約 38,000 人，較 2020/21 學年增長約 207%。港大隻是這條全城曲線上最陡峭的一段。

值得並置的一面是：上限放寬並不等於「更容易進」。據同一報道^※，港大、中大、科大等頂尖院校熱門專業的實際錄取門檻「遠高於官方公佈的最低要求」——商科、法律、傳媒等方向的雅思實際要求較名義門檻高出約 0.5 至 1 分；博士層面，2025 年獲錄取者中約 46% 有五段以上研究經歷、約 82% 已有論文發表。名額擴容與錄取內捲，在同一時間段並存。

這一「越擴招越難進」的悖論，部分源於需求側的結構性推力。據財新報道^※，內地研究生考試報考人數在 2025 年回落至約 388 萬，一年制、無需統考、可銜接留港的香港碩士課程因此成為相當一部分內地考生的替代選項；需求集中湧向少數頭部院校的熱門專業，使名義上放寬的學額在實際錄取層面反而水漲船高。供給端的上限抬升與需求端的選擇性集中，共同塑造了「總量更大、門檻更高」的當下格局——這也是把「50% 上限」直接等同於「錄取更寬鬆」時容易落入的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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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成本維度：非本地生學費的一次集體上漲

擴招的另一個可量化側面在繳費單上。2025/26 學年，香港八所公立大學罕見地同步上調非本地生本科學費，這是八校首次集體加價，加幅約在 8% 至 23% 之間。這一時點與上限抬升、需求高漲疊加，常被解讀為供需兩端共同作用的結果。

據港大招生處公開收費表^※，港大非本地本科學費按學科分檔，理工與實驗密集型學科因資源成本較高而定價更高。綜合八校，一名非本地本科生四年學費預算大致落在約 98.5 萬至 106 萬港元區間（未計生活與住宿）。對多數自費的內地本科生而言，這是一筆與「上限放寬」同步走高的實際支出——名額更多，單價也更高。

學費的另一重意義，在於它標示出「本地生」與「非本地生」之間制度性的價格分層。教資會資助學位的本地生每年繳付約 4.2 萬港元資助學費，而非本地生須繳付前述近 20 萬港元的全額自費學費；四年累計，兩者差額可達數十萬港元。這一價差正是「非本地自費學額不佔用本地資助」這一政策邏輯在繳費單上的直接體現——非本地生付的是接近全成本的價格，本地生付的是經公帑補貼後的價格。理解了這道價格分層，也就理解了政策一方反覆強調「擴招不減本地名額、不動本地資助」的底氣所在。學費、價差與前述宿位缺口共同構成擴招在個人成本端的幾條曲線，是理解「擴招是否等於更易負擔」這一問題時不可略過的數字。需要並置的是，據港大公開的收費與獎學金安排^※，各校普遍為成績優異的非本地新生設有入學獎學金，金額可覆蓋部分乃至全額學費——對頂尖生源而言，標價與實付之間存在落差；但對佔多數的普通自費學生，標價上漲仍是實實在在的負擔增量。獎學金因此是價格分層之上的又一層分化：同為非本地生，頭部與普通生源承受的實際成本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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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研究生層面的「內地化」尤為顯著

非本地生的增長，在研究生（尤其修課式研究生 TPg） 層面最為集中：

• 據 Young Post 2024 年報道^※，港大的修課式研究生(TPG)中，內地生佔比已達約 92.4%;
• 據該報道^※，修課式研究生課程的入學人數在 2020–2023 年間增長約 207%；研究生課程通常不設非本地生學額上限，這是其增幅遠超本科的制度原因之一。

據各方陳述（並置）： 有報道把內地生轉向香港高校的動因，部分歸於「避開高考競爭」「中美關係緊張下赴美受阻」等（據 Young Post）；本地一方則有對資源與學額的關切（見 welcome.md 所引學術研究）。本篇僅按來源歸屬陳述，不裁定何種動因為主。

研究生層面逐年、逐類別的官方佔比序列（TPg 由 2020/21 的 80.5% 升至 2025/26 的 95.1%、RPg 由 84.3% 升至 92.8%），以及對師生比、實驗室人力與學術生態的影響，詳見姊妹篇 《研究生院的「內地化」》；內地生社羣的自組織（CSSA 系統）與兩地相處，詳見 《社羣、張力與兩地視角》 及 《內地生社羣組織與網絡》。本篇提供政策與總量骨架，不重複其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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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擴招的下游：留港與「搶人才」鏈條

非本地生擴招，並非孤立的招生政策，而是嵌在香港更大的「搶人才」框架裏——讀書是入口，留港就業與身份是出口。這條鏈條上，修課式碩士恰好是最短、最順的一段路徑。

據政府 2025 年立法會答覆(LCQ19)^※，「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IANG)的新申請獲批量近年跳升，官方同時説明，IANG 申請人中「超過九成為應屆畢業生」：

從上表可見，IANG 新申請獲批量在 2022 至 2023 年間由約 1 萬宗躍升至逾 2.6 萬宗，一年之內翻倍有餘，此後維持在高位——這一台階式跳升與修課式碩士的擴招節奏在時間上高度重合。政府亦自 2022 年底起試行，把 IANG 擴展至香港的大學在大灣區內地城市校園的學位畢業生，據同一答覆^※，截至 2025 年 4 月，來自這些校園的申請已有約 2,825 宗。這意味着「赴港讀一年碩士→畢業經 IANG 留港」已成為一條制度化、可預期的通道，而內地生正是這條通道上最主要的使用羣體。

需要釐清的是，IANG 獲批量的近乎翻倍，與前述修課式研究生入學「2020–2023 增約 207%」並非孤立巧合：前者是後者在畢業端的自然映射——兩三年前入學的擴招人羣，恰在此時集中畢業、進入留港申請環節。招生端與留港端因此在時間軸上錯位聯動，一端放量，另一端隨之抬升。

與 IANG 並行的，還有面向高學歷人才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等入境安排，共同構成香港近年的人才引進組合。留學擴招因此不只是校園內部的數量變化，而是與人口、勞動力與身份政策相互咬合的一環——這也是港府把「國際專上教育樞紐」與「搶人才」並列寫入施政議程的邏輯。各方對這一「教育—人才—身份」鏈條利弊的評價並置存在：支持一方視之為補充勞動力、留住高學歷人才的順暢路徑，關切一方則擔憂一年制碩士是否被當作「身份跳板」而稀釋了學術含金量。本篇只陳述可溯源的制度與數字，不裁定其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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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更大的圖景：「專上教育樞紐」與北都大學城

上限四級跳、學費上調、IANG 通道成型，並非各自為政，而是共享一個上位目標——把香港建成「國際專上教育樞紐」。這一提法在近年《施政報告》中反覆出現，是理解招生數字走向的政策母題。

樞紐戰略最具體的空間載體，是規劃中的北部都會區大學城（北都大學教育城）。據政府 2025 年立法會答覆^※與Young Post 的專題梳理^※:

• 大學城選址北部都會區，規劃用地約 100 公頃，分佈於洪水橋/廈村、牛潭尾及新界北新市鎮等地，土地擬自 2026、2028、2030 年起分批推出；
• 政府擬以貸款形式撥款約 100 億港元，支持院校在大學城興建校園；
• 定位為應用型高等教育與國際人才培養基地，鼓勵本地院校與內地及海外名校合辦課程、與產業對接；其中一個重點項目是在牛潭尾校園興建香港第三所醫學院，由科大營辦，目標 2028/29 學年招收首批學生。

把大學城放回本篇脈絡：它在供給端為擴招提供物理容量（校園與宿位），在定位上明確把「與內地及海外名校協作」寫入藍圖，與非本地生上限抬升、大灣區校園 IANG 擴展（見 ../09-international/greater-bay-area-and-national-role.md）在方向上彼此呼應。這條戰略線尚在早期推進，截至 2026 年年中多以規劃、招標與撥款形式落地，實際招生效應仍待觀察——本篇僅陳述已公佈的規劃事實，不預判成效。

多方視角並置。 圍繞樞紐戰略與連番擴招，公開討論中大致有幾組並置的聲音，按來源歸屬陳述、不裁定：

• 政策一方強調擴招吸納全球生源、增強校園多元、提升香港高教國際影響力，並反覆申明本地資助學額「不減少」（見前引 2025《施政報告》口徑）；
• 本地關切一方聚焦資源、語言與校園生態，憂慮非本地（尤以內地為主）生源比重過高（參見 welcome.md 所引學術研究中本地受訪者的顧慮）；
• 業界一方則有對「生源過度集中」的提醒與「生源多元化」（如面向東南亞、一帶一路區域招生）的呼籲——這一視角在姊妹篇 《研究生院的「內地化」》 中據行業報道有更詳細的引述。

三組聲音在方向上並不一致，卻同時存在於同一政策週期裏。本篇把它們並列呈現，交由讀者自行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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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擴招的另一面：宿位缺口與「城中學舍」

非本地生規模的快速擴張，在住宿供給端製造了一個具體且可量化的壓力點。據新浪財經整理報道^※,2024/25 學年，香港全港大學宿位約 4.4 萬個，但全港本科及研究生在學人數達約 19.2 萬人；非本地生的宿位缺口在 2023/24 學年已達約 4.76 萬個——即持有有效學生簽證及入境許可的約 6.2 萬名非本地生中，僅不足 1.5 萬人能夠獲配大學宿舍牀位。港大校方（據報道，由時任校長透露）表示，截至 2025 年 9 月，港大非本地生錄取比例已接近 40% 的政策上限，當年港大共收到逾 2.5 萬份非本地生申請，按年增長約 25%，創歷史新高，其中國際生申請增幅達 50%。截至 2025 年 8 月，全港八大的生均宿位比約為 3.4:1，意味着相當比例的非本地生須自行在校外私人市場尋覓住宿。

這一供需缺口催生了具體的政策與市場回應：據同一整理報道及後續報道^※，港府推出「城中學舍」計劃，放寬規劃、土地行政與建築規例審批門檻，鼓勵私人發展商將酒店與商業樓宇改建為學生宿舍；私人資本（包括若干專注學生公寓資產的投資機構）已將學生宿舍視為現金流穩定、可預測性高的資產類別，陸續購入酒店及商業樓宇改建為學生公寓。這一「非本地生擴招—宿位缺口—私人資本入場」的連鎖反應，是政策擴招在住宿這一具體民生層面的外溢效應，與本篇上述招生數字互為表裏，亦是理解非本地生擴招政策實際落地阻力的一個關鍵切面。

值得一提的是，2025 年《施政報告》在把上限提到 50% 的同時，亦將「增加學生宿位」列為配套措施之一——據 HKFP 報道^※，政府擬通過「城中學舍」等途徑增闢宿位，以緩解擴招與住宿之間的落差。政策擴招與配套供給能否同步到位，是這一議題在未來數年的觀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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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常見疑問：關於擴招數字的幾處易錯

圍繞這些數字，公共討論裏反覆出現幾處口徑混淆。逐一釐清，有助於把政策事實與流行誤讀區分開。

「50% 上限」是不是意味着港大一半學生將是內地人？ 不是。上限指的是自費非本地本科生佔本地資助學額的比例，分母是本地資助學額、分子含內地生與國際生兩部分；港大本科非本地學額又大致按「內地 50% / 國際 50%」分配。把「非本地」直接等同於「內地」，或把「學額上限」等同於「全校在讀結構」，都是常見誤讀。全校層面 55.3% 的非本地佔比（見 §三），口徑與本科上限並不相同。

擴招會不會擠佔本地生名額？ 按官方口徑不會。據 2025《施政報告》^※，每年 15,000 個本地資助學額「不會減少」，非本地生走的是自費學額、獨立核算（見 §二）。這是政策一方的陳述；本地一方對資源與機會的關切，則屬價值判斷層面的並置，本篇不裁定二者孰是。

為什麼研究生漲得比本科快得多？ 制度落差使然。本科有逐級抬升的硬上限，研究院課程通常不設同類上限、且修課式研究生的超收比例還將由 100% 放寬至 120%（見 §二）。最寬鬆的閘門後，恰是內地生需求最旺盛的一年制修課式碩士。

上限放寬，是不是就更容易考進港大？ 未必。名額擴容的同時，需求向頭部院校熱門專業集中，實際錄取門檻不降反升（見 §三）。總量更大與門檻更高，在同一時段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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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放回兩地教育格局

• 這些數字與政策，把港大放在「一國兩制」下兩地高等教育流動的接口位置上——它既是內地優秀生源的目的地，也是香港國際化定位的承載者（對照 ../09-international/ 的合作網絡，以及 ../09-international/greater-bay-area-and-national-role.md 所述大灣區角色）。
• 數字的背後，是綜述 welcome.md 所討論的語言、文化與認同張力；本篇提供「量」與「制度」的骨架，welcome 提供「質」的肌理，二者互補。
• 一個可並置的觀察：上限四級跳、研究院超收放寬、IANG 通道成型，三者在方向上一致地把香港高教推向「更開放於外來生源」的一端；而本地對資源、語言與校園生態的關切，則構成另一端。兩端並存、張力未消，是理解未來數年兩地教育格局的基本座標——本篇不預判走向。

把本篇的數字與政策線索收束成一句可核驗的骨架：政策端在兩年內把非本地本科上限由 20% 連跳至 50%，並放寬研究院超收；數量端使港大非本地佔比過半、修課式研究生內地生佔比逼近滿額；成本端是八校學費同步上調、宿位供不應求；下游端則由 IANG 與人才計劃把「讀書」接續為「留港」。這幾條曲線彼此咬合，構成一個自洽的政策—數量—成本—人才閉環。至於這個閉環對香港高等教育、對兩地學生關係、對本地機會結構究竟意味着什麼，不同立場給出的答案並不相同——本篇的任務是把可溯源的骨架陳列清楚，把價值判斷留給讀者。幾個值得持續觀察的公開節點包括：2026/27 學年 50% 上限落地後的實際非本地佔比、北都大學城分批供地與首所新校園的招生時點、以及生源「多元化」呼籲是否在官方數據中轉化為比例上的實際變化。

打碼與中性説明： 本篇只陳述可溯源的數字與政策；涉政治立場、身份認同的爭議多方並置、不站隊。涉港獨/暴力相關內容按 §6.2 僅鏈接（見 18 模塊）。個人在爭議語境一律「姓+先生/女士」；現任領導層職銜指代、不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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