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堂：古堡、铜旋梯与百年兄弟情

一座苏格兰商人为守望自家船队而建的山顶城堡，先后当过法国传教会的印书馆、日军的看管处，最后成了港大宿位最少却最有历史感的男生舍堂。香港大学大学堂（University Hall，简称 UHall）坐落于薄扶林道 144 号，是现存最古老的港大舍堂建筑——建筑本身年龄远超港大。本篇属 00–12 参考区（事实型），据实记名，不标可信度徽章。舍堂制的整体脉络见 welcom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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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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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道格拉斯·拉普雷克其人：从钟表匠到船东

大学堂的建筑主体，出自一位在香港开埠初期白手起家的苏格兰人之手。据香港工业史研究组资料^※，道格拉斯·拉普雷克（Douglas Lapraik，1818–1869）生于伦敦，早年在澳门当钟表与航海精密计时器学徒，1842 年来港，1846 年前后自立门户经营钟表生意。

拉普雷克的事业重心其后从钟表转向航运。他在 1850 年前后购入两艘木壳明轮船起家^※，逐步开办往来厦门、福州、汕头的沿海定期航线，其侄后来于 1883 年在港成立道格拉斯汽船公司（Douglas Steamship Company），运营八艘沿海轮船。1863 年，拉普雷克与颠地、怡和洋行等合伙创办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 & Whampoa Dock Company）——这家船坞在鼎盛期一度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修造船企业之一。据香港工业史研究组^※，他还自 1864 年起参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等机构的委员会、1855 年起涉足圣安德烈学校事务，并是活跃的共济会员，是十九世纪香港典型的「贸易—航运—地产」复合型商人。换言之，为大学堂留下这副躯壳的，并非等闲富商，而是把香港从转口小港推向区域航运枢纽的关键推手之一——这也让这座古堡在建筑价值之外，多了一层香港早期商业史的分量。

正因身家系于船队，拉普雷克选址薄扶林山顶兴建私邸就有了实际考量：山顶视野可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西部水域，便于随时观察自家船队进出港口的动向。这也是「城堡」当年颇为罕见地远离市区中心的原因。1866 年拉普雷克返回英国、翌年成婚，1869 年 3 月在伦敦辞世。据地方史料库 Gwulo^※，城堡连同地块（农地第 31 号／RBL 32）由其侄约翰·斯图尔特·拉普雷克继承，此后约三十年间侄辈把家族生意经营得极为兴旺，直至这位侄子约五十四岁去世，物业方才易手。拉普雷克家族在港岛留下的痕迹不止一座城堡——港岛东区的「拉普雷克」相关地名与黄埔船坞的百年基业，都可回溯到这位钟表匠出身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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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筑前史（1861–1954）

# 道格拉斯城堡时期（1861–1894）

据 Wikipedia^※ 与 港大遗产基金（网站存档）^※，大学堂的建筑主体由拉普雷克于 1861 至 1867 年间建造，作为俯瞰香港西部港湾的私人别墅。据校友会史料^※，最初的城堡是一座带八角形顶层卧室（octagonal penthouse bedroom）的单层建筑，坐拥全景海景，占地约 2,000 平方英尺（约 186 平方米），立于约 900 平方米的山顶之上。今日仍存的两座侧塔与门前六级石阶，则多为其后法国传教会扩建的产物。

# 法国外方传教会时期：拿撒勒之家与远东印书馆（1894–1954）

1894 年香港爆发鼠疫，拉普雷克后人将城堡售予法国外方传教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法国外方传道会），传教会将其改名「拿撒勒之家（Nazareth House）」，作修院与印书之用。据 Gwulo^※，传教会在城堡东北侧新建一翼、一座礼拜堂与一处印书馆，并于二十世纪初对原建筑大加改建——今日尚存的两座侧塔与门前六级石阶，正是这轮扩建后留下的原始构件。

这处印刷所——拿撒勒印书馆（Nazareth Press）——是这段前史中最被低估的一环。据校友会史料^※，在莫尼耶神父（Father Monnier）主持下，印书馆成为当时亚洲最繁忙的同类机构之一，出版物涵盖 28 种语言；印制物涵盖圣经、教理问答与地方语言辞书，服务范围远及华南及东南亚的传教网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看，外方传教会档案资料^※显示，拿撒勒印书馆约自 1884 年运作至 1954 年，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远东印制东方语言书籍规模最大的机构；外方传教会前后逾 4,300 名传教士，以多达约 47 种亚洲语言产出制图、民族志与语言学著作，而香港正是其印刷网络的主枢纽。它印制的不只是宗教书，还包括为传教士学习各地方言而编的辞书与语法书——在没有互联网、亚洲语言印刷字模稀缺的年代，这类工具书本身就是稀有资源。换言之，今天港大男生打台球、开高桌的这座古堡，一个世纪前曾是一座把福音与辞书译成数十种亚洲语言、辐射半个东亚的印刷工厂。这段「印刷重镇」的身世，与港大自身作为知识生产机构的定位，在同一座山坡上形成了跨越百年的呼应。

这座印书馆并非孤立机构，而是外方传教会遍布远东的印刷网络的核心节点。同处薄扶林一带、由传教会兴办的伯大尼修院（Béthanie）与拿撒勒一脉相承，共同支撑起传教会在华南的印务与培训体系；换言之，十九世纪末的薄扶林山坡，一度是天主教在远东的印刷与修道重镇之一。这段渊源也解释了为何今日大学堂的立面会带着浓厚的教会建筑气息——它本就是按修院标准改建过的。

二战期间日军占领该建筑，据 Wikipedia^※，城堡一度被用作宪兵队（kempeitai）用途及码头工人宿舍；1945 年后印书馆一度恢复运作（校友会一说 1948 年复工），至 1949 年后传教工作难以为继，传教会遂萌生转手之意。这一段涉战时的记述属客观史料提及，本篇不作叙事展开。

# 港大购入（1954）

1954 年 12 月 4 日，港大以 HK$160 万购入该建筑^※，开始筹建为住宿舍堂。改建中，原来的礼拜堂被改建为餐厅，地窖（crypt）改为公共室——这种「圣所变饭堂、地窖变堂聚」的空间转译，本身就是大学堂身份层叠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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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舍堂历史（1956–至今）

1956 年，约 52 名来自埃利奥特堂、马礼逊堂及卢嘉道堂的男生迁入大学堂，正式开幕^※。这批开堂宿生的来处本身就是一部微缩港大住宿史：埃利奥特堂（Eliot Hall）、马礼逊堂（Morrison Hall）与卢嘉道堂（Lugard Hall）都是港大早年的第一代舍堂，其中马礼逊堂后来几经沿革、于新世纪重建复办（见 morrison-hall.md）。换言之，大学堂开堂时并非白手起家，而是「继承」了港大初代舍堂的一批宿生与其舍堂记忆。大学堂由此成为港大的独立男生住宿舍堂，一直运营至今，是港大四所传统舍堂中唯一以古堡为体的一所（其余三所为 圣约翰学院、利玛窦宿舍 与唯一女生舍堂 何东夫人纪念堂）。

在港大所有舍堂中，大学堂以其全港最小的宿位规模（约 110 人）与最具历史感的建筑环境著称。据校友会史料^※，仅在开堂后首五十年间，就有逾 2,000 名宿生自此毕业，散入各行各业。相比其他动辄数百宿位的现代舍堂，大学堂的社群紧密程度尤为突出。小规模也意味着大学堂在跨舍堂体育联赛、辩论与文化比赛中往往需要「以一敌多」，宿生对本堂荣誉的认同感与参赛动员力度，在历届校园观察者的叙述中常被认为高于宿位更多、社群关系相对松散的大型舍堂。

1973 年，古堡近旁落成一处名为 High West 的教职员住宅，据校友会史料^※，共 70 个单位、总面积约 17,000 平方米，与古堡同处一坡，构成大学堂在薄扶林山坡上的整体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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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建筑特色：一座「会讲三种建筑语言」的古堡

据古物古迹办事处^※，大学堂被形容为一座「融合图铎、哥德与文艺复兴复兴风格的迷人建筑」——它并不属于单一风格，而是多次改扩建层叠出的混合体。官方描述中最具辨识度的元素，是角楼（corner towers）与屋顶的雉堞式女儿墙与尖顶（embattled parapets and pinnacles），让整座建筑至今保有城堡般的轮廓。注册地盘面积约 31 万平方英尺（约 28,800 平方米）。

论内部，古堡同样保留了不少一手建筑语汇。据香港赛马会「Musicus 文物故事」资料^※，堂内可见拱券（arches）、宽阔的柱廊式游廊（colonnaded verandas），以及一座配有锤式屋架（hammerbeam roof）的礼拜堂——正是这座礼拜堂，在 1954 年后被改建为宿生餐厅。法国传教会当年在城堡之外增建的礼拜堂、地窖（crypt）与印书馆一翼，构成了今日大学堂空间格局的骨架：圣所成了饭堂、地窖成了公共室，一栋建筑的宗教史与住宿史就此层叠在同一副躯壳里。

建筑内部以南侧塔楼为核心，藏有一条独特的螺旋楼梯——据 Wikipedia^※，此楼梯据称是全港仅有两条同类楼梯之一，原为红色、后呈铜／金色（堂内亦称 Golden Spiral Staircase），是堂内标志性文物，也是「三宝」之一。这类文物级建筑构件，与港大校园其他历史建筑一同构成薄扶林一带的文物景观（校园建筑地标脉络见 ../05-campus/buildings-landmarks.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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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宝」与堂内传统

大学堂流传着「三宝」之说（来自校友叙述与堂内传统）：

1. David's Deer 石兽：矗立于城堡入口，据 Wikipedia^※，实为一对「狮鹫兽（leogryph）」造型的石雕，被认为融合了象、麒麟、狮、马四种动物的特征——正因难以归入任何单一物种，堂内也以「四不像」相称。这对来历带几分神秘的石兽是堂徽与堂内精神象征，宿生入堂、离堂常在此合影，是大学堂视觉认同的核心。
2. 铜制螺旋楼梯：位于南塔，全港稀缺，宿生视之为大学堂专属宝物。
3. 掌勺三嫂：即长年在堂掌厨的袁蘇妹（Yuen So-moy），详见下节。

此外，大学堂宿生通称「Castlers」，舍堂精神（U Hall Spirit）强调团结、归属与奉献（unity, belonging, dedication）并兼求学识；堂内设有院际体育比赛、话剧及文化活动的参赛传统。这种「以小搏大」的堂风，与 利玛窦宿舍以体育见称、圣约翰学院以环岛长跑（RTI）立传 各自的堂格并列，构成港大四大传统舍堂性格各异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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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三嫂袁蘇妹：一位判头厨娘与半世纪堂情

如果说铜旋梯与石兽是大学堂的「物」之宝，那么「三宝」中的第三宝是一个人——这在港大乃至全港舍堂传统中都极为罕见。港大校园里那句流传的话说得直白：大学堂有「三宝」，四不像、铜梯和三嫂。

从东莞渔村到薄扶林古堡。 据内地媒体转述报道^※，袁蘇妹（袁苏妹）1927 年生于广东东莞一个小渔村，幼年丧母、由做木匠的父亲拉扯长大，自小操持家务、几乎没上过学，一生只识得五个字——恰是她一辈子的两个名字「袁苏妹」和「三嫂」。因丈夫在家中排行第三，成婚后她便被唤作「三嫂」。1957 年，丈夫应聘入港大担任学生食堂厨师，作为家属，二十九岁的三嫂也随之进入港大工作。

四十余年、几乎干到七十三岁。 据港大颁授荣誉院士的官方赞辞^※，袁蘇妹（Ms Yuen So-moy）于 1957 年随任大学堂膳食判头（承办商）的丈夫一同入堂，此后在堂服务逾四十年，官方职衔历经「四级厨师（Cook IV）」「助理厨师」与「舍堂服务员（Hall Attendant）」，至 1998 年退休；据内地媒体转述^※，她后来因心脏不适转做后厨清洁一类较轻的工作，前后在港大一直做到七十三岁。赞辞强调，她的贡献远超其岗位本身：她为患病宿生开小灶、在个人与前途问题上给予开导，以近乎母亲的角色陪伴一代代 Castlers 成长。赞辞中有一句常被引述：「教育是以生命影响生命（Education is about life-affecting-life），她确实改变了许多 Castlers 的人生。」

一次破例用广东话宣读的赞辞。 对她的官方肯认，其实远早于那次荣誉院士。据官方赞辞^※，大学堂早在 1990 年就选她为荣誉终身会员（Honorary Life Member）；2009 年 9 月 22 日，港大正式向她颁授荣誉大学院士（Honorary University Fellowship）。据内地媒体转述^※，颁授当日，向来以纯英语宣读赞辞的港大典礼，破例改以广东话进行，由时任副校监向她颁证——在港大的非教研人员中，这一荣誉极为少见，也从侧面印证「三宝」传说并非纯粹的校园都市传说，而有可查证的官方背书。

为什么一个厨师的家属能在堂里待四十年？ 关键在港大舍堂长期沿用的判头（膳食承办商）制。据官方赞辞^※，三嫂正是随任大学堂膳食判头的丈夫一同入堂——舍堂把伙食外判给一个承办家庭，承办者一家常年驻堂张罗三餐，久而久之便与一届届宿生结下超越雇佣关系的情谊。三嫂的半世纪堂情，制度土壤正是这套判头制；它也是港大乃至香港各高校饭堂运作的底层机制之一（判头制与外判承办的整体脉络，见 ../19-canteen-food-safety/dining-system-overview.md）。把「掌勺三嫂」列为「三宝」之一，某种意义上也是宿生对这套「人情化外判」传统的最高致敬。

送别那天。 据内地媒体转述^※，三嫂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辞世；为她送行那日，前来致意的不乏各界身份显赫的人物，而他们中的许多，正是当年在大学堂被三嫂照顾过的宿生。一位一生只识五字的厨娘，最终以「院士」之名被一所大学郑重记住——这段故事之所以被反复讲述，正因为它把「舍堂精神」从抽象口号还原成了一个具体的人。

# 「堂血」与「新抱茶」：一位厨娘串起的三代人仪式

大学堂最独特的非物质传统，正围绕三嫂展开。据校园文化转述资料^※，堂内流传的说法是：每一位 Castler 一生中会三次品尝三嫂亲手准备的「堂血（Hall Blood）」——分别是初入堂成为宿生之时、毕业离堂之时，以及日后成婚之时。「堂血」被赋予的意涵随人生阶段而变化，象征宿生在不同阶段所经历的不同心境与祝福，是三嫂对一代代宿生的个人化祝愿。

这一「婚礼时再见三嫂」的环节并非孤证。港大官方赞辞^※亦记载，许多 Castlers 在自己的婚宴上会以「新抱茶（daughter-in-law tea）」向三嫂敬奉——把她当作家中长辈，请她见证人生大事。两条来自不同来源的记述在「成婚—回堂—敬三嫂」这一节点上互相印证，使这段堂内仪式的可信度高于一般校园口耳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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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堂内传统与宿生生活

宿位虽少，大学堂的堂内传统却相当密集，其中不少延续自开堂初年。

院际体育与「War Cry」。 据 Wikipedia^※，开堂初期不少宿生是身怀运动专长的国际学生，曲棍球队一度表现突出、多次夺得院际冠军，并助大学堂于 1966 年与 1968 年两度捧走「马来亚杯（Malayan Cup）」。至今，宿生仍会倾巢出动为本堂运动员打气；一旦夺冠，全堂便合力高呼「War Cry」（战吼），是大学堂沿袭至今的招牌仪式之一。这类跨舍堂竞技与助威文化，是港大舍堂体育对抗传统的一环（另见 23-athletics-rivalry 竞技与对抗专题）。

高桌晚宴（High Table Dinner）。 与港大多所舍堂一样，大学堂亦设高桌晚宴：一场正式的晚餐后，由一位主礼嘉宾（Guest of Honour）发表演讲，藉以拓宽宿生视野、把「舍堂即教育场域」的理念落到日常。它与 利玛窦宿舍 及 圣约翰学院 的高桌传统同源，是港大舍堂制「住宿即全人教育」的共同底色。

拜神与「Global Night」。 堂内亦保有一些糅合本地民俗与国际化的年度活动：如以烧乳猪祭拜、祈求一年顺遂平安的传统仪式，以及每年九月新学年之初、由本地宿生请国际宿生吃火锅的「Global Night」——后者兼具迎新与跨文化融合的功能，也延续了大学堂自开堂起便接纳国际学生的传统。

这些传统之所以能在一所仅约百人的舍堂中维系不衰，与其「小而密」的社群结构互为因果：人少，反而让每一项仪式都需要几乎全员参与，代际传承的链条因此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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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法定古迹地位

据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资料^※，大学堂已于1995 年 9 月 7 日依《古物及古迹条例》正式列为香港法定古迹，是港大校园内少数获得此级别文物保护地位的建筑之一。

这一保护地位意味着，大学堂在日后任何维修、改建工程中，均须遵循更严格的文物保育要求，其图铎/哥德/文艺复兴复兴式立面、角楼、雉堞女儿墙与铜制螺旋楼梯等元素依法受到保护，不能随意拆改——这也是大学堂虽宿位全港最少、却始终未被拆卸重建的制度性原因之一。在港大整座校园里，法定古迹屈指可数，大学堂是其中之一，也因此常被列入校方与古迹办的文物导览路线，与本部大楼、孔庆荧楼、邓志昂楼等一同构成港大的「可游览校史」。值得一提的是，受保护的严格来说是建筑「外部」——古迹办的口径是「University Hall 的外部（Exterior）」获列古迹，这为内部按现代宿舍需求作必要改动留有余地，是文物保育与在用功能之间的一种常见平衡。对照之下，港大唯一女生舍堂 何东夫人纪念堂 的原址已于 2000 年前后拆卸、迁入赛马会学生村重建，两堂的不同命运，恰好折射出「法定古迹」身份对一座建筑存续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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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管理、性质与在住宿体系中的位置

大学堂由港大课外活动及学生发展处（CEDARS）统筹住宿申请，但日常管理由宿生会（Hall Committee）主导。作为法定古迹与最小规模舍堂的双重身份，大学堂在港大住宿体系中处于一个特殊位置：它既不像大型现代舍堂或住宿学院那样能持续扩容宿位，也不能像普通建筑一样随意翻新，其管理策略更多聚焦于「在有限空间内维系高浓度的社群文化」——这也是「三宝」「堂血」等非正式传统能够历经数十年而不衰的现实土壤。

把大学堂放回港大「四大传统舍堂」的谱系里，它的独特之处更为清晰：

在这张表里，大学堂是唯一「先有建筑、后有舍堂」，且建筑本身即法定古迹的一所——它的身份不是被「设立」出来的，而是从一座百年古堡「转生」而来。相较于赛马会学生村等动辄容纳数百甚至上千宿生的现代住宿学院，大学堂这种「以小见长」的运营模式，代表着港大住宿体系中与主流扩张路径并行的另一种可能——规模有限，但社群凝聚力与历史厚度可能远超规模更大的同侪。港大整体住宿制度的演变、扩容与各舍堂速查，见舍堂制总览 welcome.md 与住宿生活专题 ../21-residence-college-life/residence-and-hall-lif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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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常见问题

大学堂和香港大学，哪个更老？ 建筑更老。大学堂的城堡主体 建于 1861–1867 年^※，而香港大学 1911 年才创校——古堡比校本身早了半个世纪。港大 1954 年才买下它、1956 年改作男生舍堂。

宿生为什么叫「Castlers」？ 因为舍堂的本体是一座真正的城堡（Douglas Castle，道格拉斯城堡）。宿生自称「城堡人（Castlers）」，堂内精神（U Hall Spirit）强调团结、归属与奉献。

大学堂的「三宝」是哪三样？ 据 Wikipedia^※，三宝是：入口的一对「四不像」石兽 David's Deer、南塔内全港罕见的螺旋楼梯，以及长年在堂掌厨、被尊为「三嫂」的袁蘇妹。前两样是文物，第三样是人。

「三嫂」是谁，为什么会获颁大学院士？ 据港大官方赞辞^※，三嫂袁蘇妹 1957 年入堂、服务逾四十年，以近乎母亲的角色照顾一代代宿生，港大遂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向她颁授荣誉大学院士——这在非教研人员中极为罕见。

大学堂是法定古迹吗？ 是。据古物古迹办事处^※，其建筑外部已于 1995 年 9 月 7 日列为香港法定古迹，此后维修改建须遵循文物保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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