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辦商·外判·加價爭議：5,500 萬元教職員餐廳翻新風波

一份 5,500 萬港元的翻新預算、一張貼在飯堂門口「只限校內人」的告示、一碗比隔壁大學貴出 8 元的凍飲——港大飯堂的外判體制平日運轉順暢，但每逢價格、資金或准入門檻的分配出現落差，學生的不滿便會浮出水面。本篇按主題梳理三條近年最具代表性的爭議線，歸屬並置、不作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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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5,500 萬元翻新案：自負盈虧的餐廳，誰出錢裝修？

2023 年，港大最具爭議的一宗飯堂相關支出，並非發生在學生日常光顧的檔口，而是高級教職員聯誼會(Senior Common Room, SCR)餐廳的翻新工程。據 HK01 的報道^※，港大斥資約 HK$5,500 萬翻新梁銶琚樓 14、15 樓的 SCR 餐廳，涉及面積約 9,500 平方呎，當中包括中餐廳「眀軒」與西式咖啡廳「Café 1951」。

據 HK01 報道整理的時間線，這筆翻新開支的決定其實早在 2021 年 6 月已由校方財務處發函落實，但直到 2023 年 10 月 3 日才透過校內文件曝光見報——中間相隔逾兩年。報道見街當日，恰逢港大校務委員會原定召開一場特別會議，該會議其後遭取消。翻新預算的批出，據報道由時任負責行政及財務的副校長主導決策，時任校長其後曾發律師信要求押後相關會議——但具體會議押後的原因與後續處理，未見後續公開報道詳細交代，本篇按 BLP 規約僅以職銜指代在世個人。

這筆支出之所以引發質疑，核心不在金額本身，而在資金來源與分配邏輯:

質疑一：資金來源存疑。 據報道，SCR 本身屬自負盈虧架構——即理論上應由其會員費與營運收入覆蓋運作成本，而非由校方統一資金支持。然而這次翻新卻動用了校方的「中央樓宇改建基金」，而該基金的年度撥款上限本為 HK$500 萬，校方為此事個別調高了上限，以容納這筆遠超常規的翻新開支。

質疑二：成本比例失衡。 批評指出，SCR 此次翻新的每平方呎費用，較普通學生食堂的翻新費用高出約 70–100%。換言之，同樣是校園餐飲空間的裝修，教職員專屬餐廳所獲得的「每呎預算」遠高於服務全體學生的檔口。

質疑三：待遇不對等。 報道進一步指出，普通食堂的承包商須自行負責裝修與設施投入，這是外判合約的常規條款之一；而 SCR 的運營商則無須承擔同等的裝修成本——校方以中央基金全額支付，變相為 SCR 運營商減免了本應由承辦商承擔的資本支出。

面對質疑，校方的回應聚焦於設施老化：相關設施「逾三十年未曾大修」，「設施極度殘舊」，且翻新程序符合校內既定規定。校方並未就資金來源的對比邏輯作進一步回應。

據 HK01 報道進一步披露的細節，資金調撥的具體機制是：該筆翻新費用透過港大「建築改建工程中央基金」撥出，涉款約 HK$5,000 萬；而這一基金按常規每年最多隻批出 HK$500 萬，供校內各部門競投工程經費——換言之，SCR 這一筆翻新，相當於佔用了該基金十年的常規額度，校方為此特意調高了基金的年度上限以容納這筆款項。至於成本對比，報道引述投訴指，SCR 的翻新費用「較校園餐廳貴約七成甚至一倍」（按平均面積計算），與前述「每呎預算高出 70–100%」的説法互為印證。

校委會原定於 2023 年 10 月 3 日下午召開特別會議，據報道，會議議程涉及多宗投訴（除 SCR 翻新外，據報道還包括其他校內管治爭議）。據 HK01 報道，2023 年 10 月 2 日，即會議召開前一日，時任校長向校委會秘書處發出律師信，要求押後會議、並要求會議進行時容許律師陪同列席；翌日（10 月 3 日），原定會議最終被取消。這一「發律師信押後校委會會議」的做法本身也成為報道關注的焦點之一——但律師信押後會議的具體法律依據、以及會議其後是否以其他形式重開，未見公開報道詳細交代。本篇僅陳述已見報的事實經過，不對決策動機作推斷。

由於 SCR 餐廳屬教職員會員制，學生本不得進入使用，這場爭議因此呈現出與一般「學生食堂加價」截然不同的性質——它不是關於用餐體驗本身，而是關於大學資源在教職員與學生羣體之間如何分配的更宏觀問題。學生輿論反應的焦點，正落在這層資源分配的不對等上，而非直接的餐飲質素落差。

翻新完成後，據 SCR 官網介紹，兩間餐廳分別定位為：中餐廳「眀軒(Ming Pavilion)」，主打「融合上海風味的精緻粵菜」，提供人手現點現蒸點心；西式咖啡廳「Café 1951」，供應 SCR 專屬咖啡、生啤、鮮果汁與國際家常菜(comfort food)，官網形容其坐擁「令人屏息的景觀」。兩者均明確註明「僅限 SCR 會員使用(open to SCR members only)」。相較之下，普通學生食堂由承包商自行承擔裝修成本、菜單以大眾化快餐為主、定價須直面五校比價的市場壓力——同一所大學校園內，兩種餐飲空間的資源投入與消費門檻，構成了鮮明對照。這層對比，正是這場翻新風波引發學生與輿論關注的核心張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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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價格透明度：同集團同款飯，五校比價見真章

港大飯堂雖以外判制運營，校方與承辦商並非全然不受外部比較壓力。據 香港浸會大學新報人 2024 年 12 月的調查^※，記者走訪本港五所大學的食堂，比對同一集團、同款菜式的定價差異，發現了一些值得玩味的落差：

港大 CYM Canteen 的叉燒拼油雞飯售價為 HK$28.8，在受訪五校中屬次低；然而由同一集團操作的凍飲，卻要加收 HK$8.7，是五校中最貴的一項。這一「主食平、配料貴」的定價結構，令部分受訪學生感到「明碼實價不夠透明」——即飯堂在主打菜式上維持有競爭力的價格形象，但透過配套飲品或加料另行創造利潤空間。

這類定價策略在外判餐飲業界並不罕見，但對學生而言，「貨比三家」式的比價體驗往往滯後於實際消費——大多數學生只會在某一飯堂習慣性用餐，鮮少像記者那樣系統性比對五校同款菜式的價格結構。新報人的這次調查，某種程度上填補了這層信息不對稱，也側面反映出：外判制下，承包商的定價策略是獨立於校方直接監管之外的商業行為，校方的角色更多是招標把關與合約執行，而非逐項菜式的定價審批。

值得留意的是，這份調查所比較的對象——CYM Canteen 與 Union Restaurant——背後運營的均是與美心集團(Maxim's)相關聯的承辦商體系（分別為美心繫統與其子公司 GourMax Catering）。也就是説，即便學生在校內不同檔口之間「貨比三家」，實際比較的可能是同一商業集團旗下不同品牌的定價策略，而非真正獨立的市場競爭者。這一結構性特徵，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多檔口並存能帶來競爭壓力、壓低價格」這一假設的實際效力——當校園內主要檔口的實際控制方高度集中，學生所享有的「選擇多樣性」更多體現在菜式與場景上，而非價格談判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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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只限校內人」：外來客蜂擁引發的入場爭議

港大校園本身不設圍牆式管制，飯堂長期以來也對外開放。但據 香港浸會大學新報人 2023 年 12 月的報道^※，港大多間食堂於 2023 年末張貼告示，註明「外來遊客不應進內」，部分檔口更以 QR code 實名登記方式限制外來者使用——原因是外來人流令排隊時間明顯拉長。

有學生向記者反映，「外來人衝入隊伍」令候餐時間延誤，影響了原本已經緊湊的午膳時段；但同時也有學生持相反意見，認為「大學本應是開放的地方」，不應以身份限制用餐權利。

更值得注意的是記者的實地查證結果：即便飯堂張貼了限制告示，多數檔口實際上並未驗證顧客身份——告示形同虛設，外來客仍可自由進入消費。這一發現揭示了爭議的另一面：即便校方或承辦商希望以行政手段應對人流壓力，執行層面的落差令這類措施難以真正達成預期效果。

這場爭議折射出港大食堂運營中的一個結構性矛盾：承包商需要維持營業額（不希望趕走任何一位付費顧客，無論是否為校內人），而校方與部分學生希望優先保障在讀學生的權益（排隊時間、座位可得性）。二者的利益在「是否限制外來人流」這一具體政策上，難以同時兼顧，而最終往往以「有告示、無執行」的折中狀態維持下去。

值得留意的是，這場爭議並非港大獨有——據同一份新報人報道，中大的飯堂同期也出現了類似的「只限校內人」告示與執行落差。這説明外來人流衝擊校園飯堂並非港大個別現象，而是香港多所開放式校園共同面對的問題：大學校園本身不設入場門檻，飯堂作為其中價格相對親民的公共餐飲設施，自然會吸引部分非校內人士光顧，尤其是鄰近港鐵站、交通便利的校園（港大站正是港鐵港島綫沿線的重要站點）。承包商在商業利益與「校園專屬」定位之間的取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外判體制下承包商與校方目標不完全一致的常態——承辦商追求營業額最大化，校方則須同時兼顧學生權益與對外開放的大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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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承辦商更替：「品牌不變、口味漂移」的隱性爭議

比起金額巨大的翻新風波，港大學生日常感受更深的其實是承包商更替帶來的口味與品質波動。多份學生美食攻略與評測（如 offerhk 港大食堂那些事^※）在描述學生會餐廳(Union Restaurant)時，不約而同提到其「因頻繁更換代理商」而導致「餐品不太穩定」——這句評語看似輕描淡寫，卻道出了外判制下一個持續存在卻鮮少被系統整理的現象：飯堂招牌不變，但實際掌勺的承包商可能已換過好幾輪，菜式的一致性因此難以長期保證。

這種「隱性更替」與前述 SCR 翻新案、價格透明度爭議不同，它不構成單一的、可歸因於某次具體決策的「事件」，而是外判制的結構性副作用——只要飯堂由承包商投標經營、合約有期限，菜式與服務質素的波動便幾乎不可避免。學生的應對方式，往往是「貨比三家」，在 CYM、Union、Swire Can 之間根據當下口碑擇優而食，而非期待某一飯堂能長期穩定輸出同一水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Swire Can 比 CYM Can 好吃」這類比較，會成為港大學生圈歷久不衰的話題——因為答案本身會隨承包商更替而變動，並非一成不變的定論。

這種「合約週期決定口味週期」的邏輯，在本部最大規模的一次外判安排上體現得尤為清晰。據 飯堂體系總覽 一篇整理的 Sodexo 官方新聞稿^※，港大與 Sodexo 於 2018 年 9 月簽訂的是一份「五年加兩年」（5+2 年）合約——按此年期推算，基礎合約期至 2023 年屆滿，若校方行使續約選項，則展期至 2025 年前後。這意味着，凡是由 Sodexo 統一管理的十個檔口，其菜式定位、承辦品質乃至價格結構，理論上都要在合約臨近期滿的節點接受一次「續或不續、續給誰」的檢驗——而這類檢驗的過程與結果，公開報道甚少着墨，學生往往只能從「某檔口突然換招牌」的既成事實中，倒推出合約週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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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外判之始：1998 年那批被裁的飯堂員工

要理解今天「承辦商説了算」的格局從何而來，繞不開 1998 年那次至今仍被反覆提起的制度轉折——但這段歷史通常被簡化為一句「解散校內膳食組、轉向外判」，其背後真實發生的，是一批具體員工的飯碗。

據 《南華早報》1998 年 7 月的報道^※，港大在 1998 年 7 月 3 日關閉了薄扶林校園內三間食堂，以及西區菲臘牙科醫院內的一間食堂（僅在暑假期間保留中央康樂中心的有限服務），涉及約 60 名員工被裁員，當中包括行政人員、職員、廚師與清潔工。報道明確指出，這一系列關閉的直接觸發原因是食品質量投訴，港大校內的飲食辦公室（Catering Office）也因此被撤銷。

校方發言人當時向《南華早報》表示：「我們決定將食堂承包給外判商，以提高服務質量並實現更好的成本效益。」並指出「許多高等教育機構已採取類似做法」——這句表態，與 26 年後 SCR 翻新案中「翻新程序符合校內既定規定」的官方話術，在邏輯結構上頗為相似：均以「符合行業慣例／內部程序」作為回應質疑的落點。報道同時指出，校方在關閉原有食堂時，未能同步説明新的外判服務何時啓動，這在薄扶林一帶餐飲選擇本就有限的情況下，一度構成過渡期的實際困擾。

這段 1998 年的往事，與今天的承辦商爭議構成一組耐人尋味的對照：當年是校方主動裁撤自營飯堂、以「提質降本」之名轉向外判，代價是約 60 名員工的職位；而 26 年後的 SCR 翻新案，則是外判體制運轉多年後，資金流向教職員專屬空間而非學生日常飯堂所引發的分配質疑。兩案相隔逾四分之一世紀，但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在「誰的飯堂該由誰埋單、誰又要為此承擔代價」這道題上，校方的決策過程對學生與員工而言，長期缺乏事前的透明溝通，多數細節要靠媒體事後追查才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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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他山之石：2009 年城大換判頭風波

港大並非唯一一所因承辦商更替而引發校內爭議的本地大學。據香港網絡大典（evchk.fandom.com 整理的「城大更換學生膳堂營辦商事件」詞條^※，屬民間整理，未見主流傳媒獨立複核，姑列於此供參照）記載，香港城市大學曾於 2009 年 7 月 1 日將學生膳堂的營運商由美心集團更換為城軒，事件在城大 canteen 意見板、民主牆與網上論壇引發密集討論。據該詞條整理，爭議焦點包括：有網民質疑中標過程存在利益衝突（指某教授於新營運商持股，惟未見獨立信源證實）；亦有意見指出，原營運商美心持有 HACCP（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食品安全認證，「在 canteen 和快餐界絕無僅有」，質疑校方為何轉予未持同等認證的新營運商。學生當時普遍要求校方公開招標評選過程的細節，包括其他落選投標者的具體原因。

這一案例的可信度層級明顯低於本篇前述幾宗（僅有網絡大典這一民間來源，未見報章或校方文件佐證，「教授持股」一説尤其缺乏獨立核實），因此僅作同類結構性問題的旁證收錄，不作為確證事實援引。但即便撇開個案真偽，它所反映的結構性問題——校園飯堂招標評選過程對學生不透明、換判頭的具體理由校方通常不主動説明——與港大「貨比三家卻發現背後是同一集團」（見前節）、「SCR 翻新預算調撥未經事前公開説明」等情形，指向的是香港各大學在餐飲外判治理上一個相當普遍的共性：招標與合約層面的決策權集中於校方與承辦商之間，學生作為最終消費者，通常只能在結果公佈後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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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六條爭議線的共同底色

把以上六條線並置來看，可以歸納出港大乃至香港校園「承包商·外判」體制下反覆出現的幾種張力：

1. 資金邏輯不透明——SCR 翻新案顯示，即便飯堂/餐廳號稱「自負盈虧」，實際的資金調度仍可能繞過常規上限（一年批出十年額度），而這類調整通常不會主動向學生羣體披露細節，依賴媒體調查才浮出水面，曝光與決策之間往往有長達數年的時間差。
2. 定價策略藏在細節裏——價格比較調查顯示，「主打菜式定價有競爭力」不等於「整體消費透明可控」，配套飲品、加料等環節仍是承辦商自主創造利潤的空間。
3. 執行落差普遍存在——無論是入場限制告示，還是其他管理措施，承辦商與校方公佈的規則與實際執行之間，常常存在明顯差距，這也是學生對「飯堂管理」持續心存疑慮的原因之一。
4. 品質波動是結構性的，而非偶發的——承包商更替帶來的口味漂移，是外判制本身內建的副作用，其節奏很大程度上跟隨合約期（如 Sodexo 的 5+2 年）而非學生的期待，學生只能以「貨比三家」應對。
5. 外判是有代價的，且代價常由弱勢一方承擔——1998 年的轉折以約 60 名基層員工的職位為代價，換來今天「選擇更多」的外判格局；這一歷史起點提醒人們，「轉向市場化」從來不是沒有成本的選擇，只是成本往往不出現在校方的官方説明裏。
6. 招標透明度是跨校共性問題，而非港大獨有——城大 2009 年的換判頭風波（儘管可信度有限）從側面印證，「校方與承辦商之間怎麼談、怎麼定標」，對絕大多數學生而言始終是一個黑箱，這並非某一所大學治理失誤的個案，而更像是外判模式本身的結構性盲區。

這些爭議共同指向一個結構性事實：港大的飯堂體制把大量日常決策權交給了承辦商，校方保留的主要是招標準入與宏觀監督，而非逐項定價或執行細則的直接管控。這一治理模式的利弊，恰是理解港大飯堂文化時繞不開的一條主線——它與 食品安全考 一篇所述「監管機制層面的問題，而非個別聳動事件」互為呼應：承辦商體制下，真正持續存在的風險往往不是聳動的單一食安事件，而是資金、定價與執行層面的日常不透明。理解了這一點，再看 飯堂文化與軼事 中那些温情脈脈的校園飲食記憶，或許能讀出更完整的層次。

相關閲讀：飯堂體系總覽、飯堂文化與軼事、食品安全考：監管機制與查無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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